谁是集体经济的主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谁是集体经济的主人？
孙启佑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赞美它“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是“多年没有见过的好文件”。
文件好在哪里？好就好在正确对待农民，真正把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的主人。这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各种主要农副产品获得丰收，城乡市场活跃，社员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农村出现了朝气勃勃的喜人景象。
正因为《决定》是个好文件，相当一部分农民唯恐什么时候刮来一股风，把它吹掉。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现实的原因。要进一步解除农民中存在的这种顾虑，我们就要总结多年来的正反经验，真正从思想上弄清一个问题：谁是集体经济的主人？
同全民所有制经济不同，农村人民公社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只属于有关的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所有。因此，只有社员群众，才是这种集体经济的主人。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不幸的是，违背常识的事情曾经不断发生，至今还未断迹。
在人民公社的规模和体制问题上，反复出现过片面追求大和公，随便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和“拔高”基本核算单位的“左”倾错误。为什么会反复发生？主要是不承认只有农民才是集体经济的主人，不承认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三中全会后，“穷过渡”基本刹住了，“一平二调”少得多了，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集体经济的所有权还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生产问题上，“瞎指挥”盛行多年。有的地方搞农田基本建设，“李书记来了叫栽树，张书记来了让修路，王书记来了要修水库”，于是挖了填，填了挖。有的地方对作物的安排，根本不同群众商量，自作主张，发号施令，强迫农民只种粮食作物，挤掉了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结果，粮食增产不多，却破坏了生态平衡。有的同志不承认社员才是集体经济的主人，认为只有自己高明，似乎广大农民都不会种庄稼，对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每亩下多少种子，株距多少，行距多少，都规定得死死的。农民挖苦说：“我们全县只有一个生产队长，就是县委书记！”这种“瞎指挥”老是克服不了的原因，根子就在于某些同志实际上不承认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主人，不承认生产队有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和决定增产措施的自主权。
在经营管理和分配方面，由于不承认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主人，也同样存在着各种不适当的干预和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例如公社和大队的非生产人员多，其实许多非生产人员是上级有关部门规定设置的。上头要办广播网，公社和大队就得设广播员，上头成立什么局，公社和大队就得设什么员。农民说：“这样网，那样网，把我们给网住了。”有的地方把农民当成可以任意驱使的劳动力，要他们一年到头“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年饭就动手”，每天又是“早上四点半，地头两顿饭，干到星星出，晚上连轴转”，使农民疲于奔命。有的地方把农业合作社时期行之有效的小段包工、作业组等责任制当作包产到户取消了，实行大兵团作战，造成“出工乱点兵，下地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有的地方把定额计酬等按劳分配形式当作资本主义批判，强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大概工”。有的地方过分强调积累，忽视社员消费，规定社员分得的现金不得超过多少元，口粮不得超过多少斤，结果是增产也不能多分多吃。这些都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
三中全会后，以上情况有些变化。各种责任制建立起来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多数人的承认了。但还有人对各种生产责任制持怀疑态度。有的同志还怕农民富，春天建立的奖励制度，秋后看到农民得奖多了就不兑现。有的地方对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仍百般限制。有的地方不准农民在完成征购任务后，在服从市场管理的条件下，把多余的粮食送到集市上出售。这些事实说明，集体经济对经营管理和分配的自主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要使《决定》中关于保护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自主权的精神贯彻落实，必须进一步肃清林彪、
“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认识到只有农民才是集体经济的主人，在体制、生产、经营管理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只有集体的多数成员才有决定的权利，集体的个别成员或集体以外的什么人都不能说了算。这样《决定》的精神才能完全彻底地得到贯彻落实，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进一步发挥出来，农村集体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