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筌改画及其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艺术杂谈

黄筌改画及其他
周先慎
古往今来，凡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创作总是严格从生活出发，力求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即使是一个细节，也毫不苟且，精心提炼，使之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图景保持内在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这样的作品，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连一个细节也不能随意改动。
《太平广记》里有一则黄筌改画的故事：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那钟馗“衣蓝衫，鞟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遒劲。”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得到这幅画，十分喜爱。有一天，他把画家黄筌叫来，说：“这幅画很好，不过钟馗要是能用拇指剜鬼眼睛，那就更有力了。”他要黄筌按这个意思改一改。黄筌回家后，对着这幅画反复琢磨了好几天，最后重新画了一幅以拇指剜鬼眼睛的钟馗，连同原作一并献给孟昶。孟昶问：“我要你改，你为什么重新画呢？”黄筌回答：“吴道子画的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都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乱改。我另画的一幅，虽然赶不上古人，但那一身之力都在拇指。”孟昶听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赞赏他很有水平，赐给他彩缎银器。这个故事颇有些发人深思的地方。
钟馗与鬼，纯出于人们的虚构。钟馗如何捉鬼，更是谁也没有见过。但是，吴道子却并不因为是画鬼，就随心所欲，任意涂抹。文学艺术中的神鬼题材，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虽出诸幻想，似涉荒诞，其根据却仍在现实。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必以他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作基础；观众读者在欣赏评论的时候，也必拿现实世界人的生活作标准。要是按孟昶之意，将钟馗真的改成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二指而却用拇指来剜鬼眼睛，画者虽然可以解释为阴世之鬼与阳世之人用力恰好相反，然而观者到底不相信。那结果，必将因为违背生活的真实而失掉吴道子原作的神韵和生命。黄筌虽画不出吴道子那样的作品，却不愧是一个懂得艺术规律的有眼光的艺术家，他完好地保存了吴道子那幅难得的艺术珍品。
我因此想起了《阿Ｑ正传》中阿Ｑ戴的帽子。三十年代中，有人要将阿Ｑ搬上舞台，当第一幕在《戏》周刊上发表以后，鲁迅在这周刊上同时看到了几个阿Ｑ的画像，觉得都有些“古里古怪”。他在给周刊编者的信中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细节不细，这里也有黄筌改画那样的道理值得我们思索。鲁迅笔下的阿Ｑ，是辛亥革命时期江南农村一个不觉悟农民的典型，他“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鲁迅为他设计的那“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的毡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阿Ｑ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他的年龄、性格和气质。这顶毡帽，跟整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充溢首尾的艺术气氛，是多么地协调、统一。
我因此又想起了“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手里痛打黄世仁的那根扁担。在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本来是在黄世仁的威逼之下，走投无路，喝卤水含愤而死的。一贯搞极左的“四人帮”却污蔑这是“对老贫农的侮辱”，于是便强令杨白劳向黄世仁举起了扁担。据说这一“改造”的妙处在还了“老贫农的本来面目”。然而，当杨白劳向黄世仁举起那根扁担的时候，就破坏了原歌剧那种从生活整体出发的艺术构思。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喜怒哀乐，常常牵系着人们的穷达乃至生死。在这种条件下，黄筌没有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去曲意迎合皇帝，相反，却能不顾安危敢于违背皇帝的旨意而维护艺术的真实。仔细想来，那勇气实在是很可令人感佩的。所幸的是，孟昶虽然不懂艺术，在历史上也因奢纵荒淫而名声非常不好，但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却多少表现了一点类乎“艺术民主”的精神。要是遇到象“四人帮”一类的恶棍，那就很可能要掉脑袋。
维护艺术的真实，就是维护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倘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艺术家的良心”的话。那么，这样的“良心”，在今天也还是十分需要，而且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