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彭明
在纪念李大钊诞辰九十周年前后，读到一些有关的传记资料；去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党史人物传讨论会上，又读到各地同志编写的一些传记和听到他们的经验介绍。所闻所见，颇有所感，仅就学习研究李大钊的一些体会，谈谈编写人物传的几点意见。
占有材料，弄清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可是，我们的一些传记作品中，往往缺乏最基本的史实考订。以李大钊的生年月日来说吧！解放后出版的一些书籍、报刊和文集上，长期以来误为一八八八年十月六日；直到近年，才经有关同志根据万安公墓的墓碑订正为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清光绪十五年阴历十月初六）。再如，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时间，长期以来误为一九一八年；也只是近年，才根据北大校史档案订正为一九二○年，而李在一九一八年只是专任图书馆主任，并不兼任教授。又如，长期以来曾流行着李大钊系“遗腹子”的说法，根据最近看到的李大钊一九一四年用英文写的自传，他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证以李大钊《狱中自述》所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看来“遗腹子”的说法是不足信了。
有一种说法，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这当然是错误的。论从史出，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
列宁评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马克思写作也是这样，他从不满足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寻根究底，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到博物馆、图书馆去查对。这种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
在弄清史实的基础上，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分析他们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就需要加以科学的说明。
论者往往都指出了这一事实，即：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人们不禁要问：有些人在辛亥革命前留日期间也接触过马克思学说，他们何以那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要探讨多方面的因素，但是，首先还是要从时代条件来分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需要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加上李大钊的个人条件，如在日本接触马克思学说较早，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等等，因而他在十月革命后才能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一个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几篇文章来看，恐怕当时还只能说他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前后，才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把人物思想发展的过程，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才能符合或接近历史的实际。
我们有些传记作者往往把人物简单化。只要是正面人物。几乎从幼年时代起就是“天才”、“神童”，永远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中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当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为《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似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这些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又有什么呢？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我们史学工作者
（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对待历史文献，不应该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在评价历史人物中，我们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要透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回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1）李大钊同志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份，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但没有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望“宽大处理”，是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同志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
在历史人物中，象这样的现象，还有不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认真分析，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