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史料·文章——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理论·史料·文章
——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治学精神
张传玺
翦伯赞同志是一位治学严谨、论著宏富、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史学家。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翦老研究历史，主张
理论、史料并重，但他更强调学习理论。他自踏上史学战线以后，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历史研究。
解放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到处是白色恐怖，要找到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相当
困难的。但是翦老还是想方设法地读了不少经典著作。一九三八年夏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就是他早期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专著。
解放以后，翦老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要求仍如饥似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出版，他总是爱不释手，有时通宵达旦，不读完，不肯放下。翦老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方法，一是通读，一本一本，一篇一篇，依次阅读，从首页读到末页，一字不漏。二是重点读，反复读。这主要是读对研究历史有直接指导意义的著作。阅读时，常在书的空白处或字行间写下心得、批注，或画以各种标记。三是做读书笔记。翦老保存在手中的最早的读书笔记是读《资本论》时做的，时在三十年代初期，还是日文版的。解放后所做笔记，多随手分类，有关于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民族问题、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类。这对于研究历史很有帮助。他还做过有关研究态度和方法的笔记。翦老学习经典著作很刻苦，年纪老了，甚至在病的时候，还坚持学习。也一再勉励我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学到手。他曾说过：“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中畏难而退的情况，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我读《资本论》，就必须在上午，最好是早晨头脑清醒的时候，才能看得懂。但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究竟不是天书，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教程。只要耐心地学习，总是可以学得好的。”我们在翦老家讨论问题时，有时需要查阅经典著作，翦老常常取书在手，一翻而就。同志们对他的谙熟经典著作，十分钦敬。
翦老很重视史料。他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还曾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史料学的研究。一九四二年在重庆撰写《中国史纲》第一卷时，在文献之外，还大量地使用了甲骨文、金文、考古学和民俗学等资料。也就在这一时期，翦老为把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纳入科学的轨道，开始了对史料学的研究。他还曾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在复旦大学发表过学术讲演。讲演稿打算整理为三篇文章，第一篇题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第二篇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第三篇是《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第一篇整理后，与《论司马迁的历史学》、《论刘知几的历史学》两文合为一书，以《史料与史学》的题名出版。
解放以后，史学界在如何对待史料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不很一致。不少的人以为重视史料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因而轻视史料。这种不良风气极大地妨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翦老曾一再提醒大家：“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区别，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即不是史料占有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史料的问题。”他还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为例，说明占有丰富资料的必要。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国史学会刚刚成立，翦老和范老等就发起组织编纂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书共分为十一个专题，字数约在两千万以上。翦老还和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同志合编了《历代民族传记会编》。在六十年代前期，他与文物出版社的有关同志合作，编了一部《秦汉考古资料汇编》，其中包括了自解放以来的全部有关秦汉的考古发掘简报、报道等原始资料，内容十分丰富。
翦老个人在史学研究中也很重视史料工作，他虽已白发苍苍，可是天天手不释卷。他为修改旧稿《中国史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部分），遍阅了有关的文献、简牍、碑志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辑出史料十一大本，共约一百万字。这实际是一部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编辑而成的《魏晋南北朝会要》，使用价值很高。在编写《中国史纲要》时，翦老除任主编外，还亲自动手，撰写西周、春秋、战国的部分。他把《诗经》、《左传》等古文献和金文资料，按照不同内容，分类辑出。所分类别有官职、军制、分封、田制、税制、生产工具、阶级关系、工商业、民族等十数类。每一类下又分为若干目，如田制类下，有藉田、井田、公田、私田、书社等目；这部分资料如整理出来，其使用价值远远超过《春秋会要》和《七国考》。
翦老写文章，都是把收集、整理资料作为先行工作。例如他为写《从西汉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一文，遍查了正史、方志、汉简、敦煌资料、乐府诗、元明杂剧、考古资料等有关材料，做了大量的笔记，还为王昭君写了一个较详细的“年谱”，为写“年谱”，翦老还对昭君的身世做了考察。
翦老向来把写文章看作是历史研究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表明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关键性的一项工作，因此，他对于撰写文章十分认真严肃。他的文章具有独特的风格。翦老常说：“逆风而行”。他的文章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在旧中国，翦老坚持了对托派、汉奸、党棍、买办文人的斗争。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他继续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还抵制和批判过曾席卷学术界的极左歪风。这样，他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翦老曾说到：“‘逆风而行’是要冒风险的，有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在真理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实践自己的诺言。他的一生，是用笔来战斗的一生。
史论的结合，这是翦老在写文章时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论的方面，尽管翦老相当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在运用起来，是严肃认真的。他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经典著作，反对“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反对“不分析具体的历史情况，只根据经典著作中的一二文句便作出结论”，更反对任何故意歪曲经典著作的作法。他说：“从马克思到毛主席的思想，都只能是研究的指导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特定的具体事实。”因此，“研究应该是从事实到原则，从具体到抽象。”在史料的运用方面，翦老反对史料堆积，主张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选择可靠而又典型的史料使用于文章中。他也反对依据孤证做出结论。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方面，他主张“要把史料溶解在理论之中，或者说把理论体现在史料之中，使观点与材料统一，让读者自己从史实的叙述和分析中看出理论。”翦老写历史论文，很少引用经典著作的词句，他多半是把有关的原理、原则化为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力求史料和理论结合得好一些。
文笔生动，这确是翦老文章的特色。翦老经常告诉我们：“文章要剪裁，删除繁芜无用的辞句；句子要锤炼，去掉不必要的字眼。”又说：“文章要写得生动一些”。他写文章，在草成之后，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反复修改，一丝不苟。他不用冷僻的字眼，不用难懂的词句，力求简明流畅，通俗易懂。早在三十二年前，柳亚子先生在《赠伯赞五十初度》诗中说：“翦生才调太遮奢，问是文家是质家？”一九六一年翦老发表《内蒙访古》一文，文学家周立波同志把该文收入了《1959——1961年散文特写选》中。
翦老离开我们已经十一年了，我们是十分怀念他的。他在史学战线上战斗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留下了约三百万字的专著和文章。这些凝结着他的血和汗的著作写下了他个人的战斗历程和研究心得，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贵的遗产，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比较科学的治学方法，对我们很有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