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忘却的纪念——记女战士张秀岩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难于忘却的纪念
——记女战士张秀岩同志
李析哲
我的姑母张秀岩，从青年学生时期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屈不挠地为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她没有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含冤死在我们关押反革命的监狱中。
张秀岩同志原名张峥漪，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封建家庭里，在兄妹四人中是最小的一个。她幼年时，正值“家境中落”，加上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所以她读书甚晚。她常常自叹“不幸生为女儿身”，极力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希望象个男子一样去干一番事业。她认为妇女应该自立，不应做男人的附属物。她不满封建女性的温柔婉顺，也不满资产阶级女性爱慕浮华、追求享乐的思想。她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放弃了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所可能带给她的生活享受，决心过独立的生活。她的二哥张璧正好与她相反，青年时虽然参加了蔡锷领导的讨伐袁世凯、反对帝制的战役，后来却逐渐走上一条反革命的道路。张璧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在北洋军阀时代飞黄腾达，曾经打算把张秀岩嫁给一个他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后来成为国民党要人的军阀。张秀岩坚决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不屑与那些纨袴子弟为侣，过那种寄生腐朽的生活。
五四运动前后，张秀岩同志先是在天津女子师范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女高师）读书。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郭隆真同志的影响下，她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思想更加强烈，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她与郭隆真同志是同学，来往甚密、友谊很深。她在北京读书时，受到当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的李大钊同志、鲁迅先生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他们在课堂上揭露军阀统治，抨击旧中国社会的黑暗，介绍苏俄的现状，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张秀岩同志总是早早就来到课堂，认真地听讲，仔细地做笔记，听完课以后还和同学们热烈讨论。她经常和进步同学一道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封建买办婚姻，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一个积极分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北京传遍了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许多学校的学生群情激愤。“五四”那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反动当局得到学生要参加游行的消息以后，下令将学校前后门上锁。学生们怒火冲天，一拥而上冲开后门，跑步到西单集合，整队向天安门出发。张秀岩同志不顾自己身体病弱，和大家一起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秀岩同志走在游行队伍中，心情特别兴奋。那一天，有许多学生在火烧赵家楼时被捕。张秀岩同志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工作。不久，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张秀岩同志作为联络员，积极奔走于京、津两地之间。在那火热的五四运动革命高潮中，张秀岩同志成长为一个冲锋陷阵的女战士。
一九二二年，她在女高师毕业以后，到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当教师，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她先后在几个学校任教，均因宣传革命思想而被解雇。
一九二五年，张秀岩同志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女师任语文教师。“五卅”运动以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郭隆真同志，奉调回国，在京、津一带工作。郭大姐与张秀岩同志经常来往，她到香山慈幼院去开展工作时也住在秀岩同志那里。一九二六年张秀岩同志经郭大姐介绍入党。入党的第二天，郭大姐就带着她去见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搜捕，正住在当时的苏俄大使馆旧兵营内。就是在这样一个受到严密监视的环境中，大钊同志仍然热情地接待了张秀岩同志，并且和她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大钊同志对秀岩同志说：“我早就听隆真同志谈到过你的情况，你是女高师的学生，你的为人和献身革命的品质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后，决定吸收你入党。希望你入党后成为一个更坚强的革命者。党组织决定由你任香山慈幼院党支部书记”。后来，她常常回忆起这段历史，认为大钊同志是她的良师，总是尊敬地称呼为大钊师。
一九二七年，郭隆真同志不幸被捕。郭大姐是回族，秀岩同志为了进行营救，设法先认识了西北军阀马福祥的老婆。然后，假借马福祥的名义，把郭大姐保释出狱。后来，又设法将郭大姐安全送出北京。一九三一年秋天，郭隆真同志在山东济南英勇就义。秀岩同志听到后悲痛异常，思念不已。她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可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她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的时期，发展了许多党、团员。在男校和女校都建立起党支部，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是十分艰险的。她常常只身奔走于香山和清华、燕京两校之间；为了开会，接关系，她还常常出入于西直门，当时，城楼上有时就悬挂着被反革命屠杀的烈士的头颅。
“九一八”事变以后，张秀岩同志担起北平左联负责人的工作。在这个时期，我们一些侄儿侄女受到她的革命启蒙教育，一个个走上革命道路。我们兄弟姊妹和她在延安时抚养的一个烈士子弟，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秀岩同志在女高师读书时是学中国文学的，涉猎文学古籍很多，历史知识也比较广博。参加革命以后，她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年时期又自学日语，搜集了大批日译本的马列著作，孜孜不倦地学习。为了介绍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她曾经翻译过一本《日本新兴文学选集》，包括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的作品，还出版了一个进步文学刊物《地球》。她时常把一些革命书刊带回家来给我们看，象鲁迅的《呐喊》和《徬徨》，蒲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高尔基的《母亲》，等等。在白色恐怖下，每当风声紧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帮她把党的文件和那些中、外文革命书刊埋藏在后院的杂草里。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十分乐于为革命尽一点力量。我的二姐参加了左联和戏剧活动，我的哥哥帮助她用米汤密写信件，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妹则是她在家中或外面开会接头时的掩护人。就这样，张秀岩同志把一家老小组织成一个和谐的战斗的革命家庭。
一九三四年，张秀岩同志被党组织调往天津工作。她到天津以后，与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同志一起“住机关”。那时，她是近四十岁的人了。她半生为革命工作，错过了青春时代，直到那时才组织起来一个革命小家庭。张秀岩同志叫我称呼李铁夫同志为杨先生。这位杨先生中等身材，口音非南非北，吐字发音都不清楚。相熟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朝鲜共产党人，原名韩伟鉴，在中国党内化名为李铁夫。由于在祖国难以存身，到中国来参加革命。
我去天津看望他们的时候，正是李铁夫同志受到王明路线打击，断绝了组织上和他的联系的时候。秀岩同志因为支持铁夫同志的意见，也遭到了同样的打击。但是，他们毫不气馁，照旧为党工作，仍然广泛地联系着工人、学生、职员，以及一些上层人士。秀岩同志还不避艰险，千方百计地利用张璧和各种上层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他们发展了一个又一个党员，领导、组织了各种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奇怪的是，这些党员被当时的党组织接受了，而他们却仍然被排斥在党的门外。那时，秀岩同志在天津铁路局图书馆当小职员，依靠微薄的薪水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用来做为党的活动经费。他们自己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从外报和外电中选载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宣传红军的战绩。
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后，党组织恢复了同李铁夫、张秀岩同志的联系。一九三七年春，我们党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铁夫同志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做为白区的代表之一，前往延安参加会议。会后，铁夫同志不幸染上伤寒病，在七七事变后不几天病逝于延安。铁夫同志病危时，党中央急电天津，要秀岩同志立即去延安。她在七七事变的前夜动身，待赶到延安时，铁夫同志已经安葬在清凉山上了。这一对饱经患难的革命夫妻，竟没有最后见一面。
解放以后，张秀岩同志因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工作，积劳成疾，从一九五九年起离职休养。她本应有一个愉快的晚年，但终于没有逃过林彪、“四人帮”与他们那个顾问的魔手。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他们把卧病多年的秀岩同志从病床上拖下来，投入监狱。张秀岩同志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又进行了一年多坚强不屈的斗争，终于含冤惨死在狱中。
一九四五年七大开会时，毛泽东同志曾向张金保和张秀岩同志谈过这样一段话：你们两位张大姐，一个出生于南方，一个出生于北方；一个是工人出身，一个是知识分子出身；一个出身于贫苦家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干革命，的确也不容易啊！又向张秀岩同志说：你改造了一个家庭。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曾对彭真、张洁清同志说过：中国社会是复杂的，一个家庭可以出张璧这样的人，也可以出张大姐和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几十年来的历史，难道不是已经证实毛泽东同志对张秀岩同志的正确评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