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包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历史上的包拯
张习孔
近千年来，在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中，包拯被人们塑造成为一个铁面无私、除霸爱民的“清官”和“青天”，是一个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包拯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
包拯，庐州合肥人，他在宋仁宗一朝，做了三十多年的官。在这期间，宋朝已经处于国困民贫，危机四伏，形势很不稳定的局面。宋仁宗即位之初，土地兼并急剧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再加上对辽和西夏的战争，兵额大增；官僚机构重叠，贪官冗员，到处皆是。
包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活动的。根据历史记载，他的主要的政绩和特点如下。
“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拯）为人刚毅，不可干以私”。司马光是“不妄言事，不轻许人”的历史学家，他的评论是比较可信的。包拯在故乡庐州做知州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从舅犯了法，他知道以后，立刻命人把他逮到公堂，按照朝廷法令，重重鞭打了一顿。从此以后，他的亲戚故旧，谁也不敢仗势欺人、违法滋事了。包拯对于皇亲权贵，同样执法不阿。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原是个不学无术、为非作歹的人，他仗着裙带关系，想阴谋夺取三司使（管全国财政赋税的主官）这一重要职位。当时包拯曾多次上疏弹劾他。有一次和宋仁宗争论激烈时，包拯竟至“音吐愤激，唾溅帝面”。由于包拯的坚决反对，张尧佐的图谋终于没有得逞。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包拯任开封府知府。这一年，开封惠民河涨水，京城受到严重威胁。经过调查，包拯发现涨水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开封有权势的豪门，争着在惠民河上修筑园亭，年久河水淤塞，因而酿成水灾。为了全城人的安全，包拯下令把惠民河上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派人疏浚河道。因为这件事情，包拯得罪了不少权贵。
“关心民瘼，为民请命”。包拯为了稳定封建统治，向朝廷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的主张。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他向皇帝提出《请罢天下科率》的奏章，请求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加派，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针对当时赋役不均的情况，四次上疏朝廷，请求免去江淮、两浙百姓特别是“其第三等已下”（自耕农）并客户（佃农）的支移（纳税时要输送到边远地方）和折变（不收本物而折收他物），以使“重困之民，渐获苏息”。包拯这些建议旨在反对官府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额外剥削，是有积极意义的。包拯在做监察御史时，经常“访察”了解民间疾苦，如他在《请支义仓米赈给百姓》折中说：“臣访闻江浙、荆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灾伤，即日米价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因此他建议朝廷指令官吏查明缺食人户，限期拨出义仓米进行赈济。包拯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北宋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庶几少释疲民倒垂之急”的愿望。
“谏言改革，兴利除弊”。针对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危机和国困民穷的局面，包拯曾向仁宗条陈七事，指出：“方今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滥，廪无二年之蓄，兵卒骄惰，夷狄盛强，即不幸继以凶年，加之小寇，则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对于当时由于冗官冗兵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包拯在《论冗官财用等》的奏疏中，指出：“若不锐意而改图，但务因循，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他建议用“艰难选举，澄汰冗杂”的办法解决冗官问题；用“罢绝招募，拣斥老弱”的办法解决冗兵问题。在盐法方面，自庆历二年以来实行禁榷，由政府在各州自己设场出卖，这样每年政府可以多收入数十万缗，但差役人力搬运盐席，不堪其苦。包拯在陕西产盐区做了调查后，提出恢复通商旧法，以利百姓。在水利方面，包拯曾提出整修开封附近的蔡河堰及各县所管斗门（闸门）的建议，以利水运。他还请求支挪内库现钱百万贯疏浚商胡口，以解除河北的水患。
“严惩贪污，廉洁清正”。包拯坚决反对贪官污吏，他在《乞不用赃吏》疏中，一开头就这样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主张“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他说到做到，如他在做监察御史时，曾经连续参掉两个违法乱纪的大官。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聚众反抗。包拯为此一连上了七次奏折参劾王逵，宋仁宗不得不罢去王逵的官。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任内兴贩私盐一万多斤。这个案件被揭发后，移送到大理寺（司法机关）审理。按照当时法令规定：凡是私自贩运国家禁止贩售的物资，要根据查获到的斤石论罪。包拯认为：张可久贩运的私盐已经卖过，如果按照上述条文论处，议罪必轻。况且前项条款，原是对一般百姓的立法。张可久身为国家高级官吏，而且是独当一方的大员，竟敢“巧图财利，冒犯禁宪”。因此包拯主张不应根据皇帝的疏决，减轻对张可久的处罪，而应当法外重坐，把他发送到远地编管起来，以观后效。致使那些贪官污吏慑于法令的尊严，有所收敛和改悔。包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俸禄以外，不多苛求。他平时“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包拯晚年还在住室的东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家训》，写的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用这种廉洁作风教育约束子孙，是难得的。
从上述包拯的主张和作为可以看出，他从维护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企图用抑制豪强和相对减轻剥削的方法，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他的某些主张和作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然而，他在对官僚机构的改革上并没有象他稍前的范仲淹那样有一套细密的计划；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全盘改革上，更远逊于比他稍晚的王安石。可是他却能久列朝班，站稳脚步，在当时和后世享有比范、王高得多的声名，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在封建社会中，清官良吏，犹如凤毛麟角，而贪官残吏，却是栉比鳞次。因此，在北宋时期，包拯就已经成为“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的人物了。到了南宋，由于“话本”的渲染，更增加了传奇色彩。元朝时，随着杂剧的兴起，许多有关包拯的断案故事陆续搬上戏曲舞台，仅据清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的著录，就有《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十余种。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也创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的杂剧。传说影响了杂剧，杂剧又影响了传说，许多离奇古怪案件的判决，都被附会在包拯身上。而至明朝晚期，“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亦名《包公案》）问世，包拯的故事，就更为广泛流传开来，神话传奇的色彩也愈加浓厚了。
其二、包拯的故事所以在元、明、清时期特别流行，并不断被编成戏曲小说，是与当时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密切联系着的。元、明、清三朝的土地兼并异常剧烈，而贪官酷吏更是比比皆是。元代和清代，在阶级压迫之外，又加上民族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下，满腹含冤，无可申诉，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包拯这样的清官身上。
其三、宋代及其以后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也对包拯一类的清官的某些行为（如秉公执法、效忠君王等）加以表扬，用来作为“安抚”被迫反抗的广大人民的工具。元代杂剧中的许多“勘狱戏”和“公案戏”，基本上都是以包拯为主人公的。明代中期以后，民变迭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公案小说”（包括《龙图公案》）几乎都在万历年间刊行于世。及至清代，特别是在咸丰之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打击，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于是在《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又先后出现了《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和《小五义》等宣扬“清官”、“侠义”的小说，书中支持那些“侠义英雄”的就是包拯。由于历朝统治者的提倡和褒扬，包拯的名声也越传越远。当然，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包拯的宣传和表扬的内容，是与人民群众期望于清官的为民除害和平反冤狱的要求完全不同的。
其四、从包拯给宋仁宗上的奏折的内容可以看出，包拯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对大官僚、大地主阶层的横行不法和“诛求不已”加以限制。他的这些改革主张，虽然受到一些权贵官僚的反对，但却有利于加强北宋中央集权的统治；加上他弹劾的只是一小部分不法权贵，树敌较少，并没有象范仲淹、王安石那样遭到宗室勋臣、豪强显宦以及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的联合反对，因此，得以终老任上；而且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他的名声反而愈来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