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化史要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书评

读《中国文化史要论》
张岂之
我在中学时读过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收益不少。它深入浅出地向青年们介绍了我国古代的一些重要典籍。几十年来这方面的著作很少见。最近我看到蔡尚思的新作《中国文化史要论》（以下称《要论》），一口气读完，又唤起了当年读《经典常谈》时的兴味。
这本著作简要地介绍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为大学的文科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以及社会上自学文科的青年提供了打基础的必读书目。同时它有重点地叙述了中国文化史的各个领域的概况，并根据作者自己长期的研究经验，就治学方法问题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因此，说《要论》是一本关于文科的基础入门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文化史”这个名词对青年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这个问题，作者在《引言》中作了说明：“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学术。解放前通称‘国学’。”不过，说文化史主要是“国学”似乎有些费解。因为按照旧观念，“国学”中并不包括自然科学著作。其实文化史应当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史，不仅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作者在《要论》中从第一至第六部分分别介绍工具书与文字学、医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第七部分为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对前六部分进行概括和提炼。第八部分专论清代对以往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总结，这很有必要。因为清代出现了许多大学者，他们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清代对过去的图书作了大规模的整理，编成《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数量惊人的大部图书。《要论》的第九部分分析中国封建传统思想问题。最后一部分题名《论做学问的辩证关系》，其中阐述了关于论与史、吸收与消化、点与面等方面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治学中的重要问题。以上十部分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别具一格。书的内容新颖，文字简练，读起来津津有味。
我觉得《要论》有这样一些优点（或特色）：第一、论与史相结合。书目与人物可称之为“史”，然而作者并不是开个书目就了事，还对书和人物有所评论。如第三部分《历史学与地理学上的代表人物和主要图书》中列举《史记》书目以后，写道：“司马迁《史记》的最大特色是有社会眼光，对历史人物能相当平等地看待，而各予以适当的地位。”接着又将《史记》和后来的史书作了对比，说“后代只有李贽的《藏书》比较有此平等精神；而他的《续藏书》即明代部分，可就露出了奴才相，竟吹捧他的本朝头一个皇帝明太祖是‘万古一帝’，远远超过了‘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和敢说‘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的司马迁不好相比。”诸如此类的评论，言简意赅，对读者颇有启发。第二、《要论》对一些典籍和代表人物的学术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看法，《要论》这样评价：“古人读尽全部正史而又能作归纳比较的深入研究者，以此书为第一。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也比不上此书的有用。”如关于近代大学者王国维，《要论》说，“他不仅相当博学，而且长于文史；不仅长于国故，而且钻研西学；不仅钻研书本，而且精通甲骨。思想与学问相反，是其特点。”这些都是深有研究的见解，提出来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方面的百家争鸣。第三、《要论》注意到近、现代文化史的书目和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古代与近、现代二者兼顾。第四、《要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问题。如关于文化的范围；文化史人物和图书举要应如何编写；历史人物如何作扼要的评价；如何估价清代的学术；清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等等。
总之，《要论》是一本值得向青年同志推荐的好书。一本书不可能尽善尽美。《要论》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古籍的版本注意不够；对解放以来古籍整理的成果没有充分利用。另外，在编辑方面由于分类较多，书目和人物难免有重复之处。有些重要著作和代表人物有遗漏。另外，有些著作待编，如《蔡和森著作选读》、《王国维著作选读》等，最好说明选本尚未出版。
《要论》是一本关于文化史的综合性书目，将来如果能够分门别类地编辑出版一些书目和人物举要，如《中国史要籍和人物》等等，写得细些，对于文科教师和学生来说，是很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