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好儿子 人民的好军医——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主治军医吕士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党的好儿子 人民的好军医
——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主治军医吕士才
一支普通的手电筒，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新辟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展览室里。
建国三十周年前夕的一天，头发花白的解放军女军医潘荣文在这支手电筒前停下步来，她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动人的画面：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对越自卫还击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一座草绿色的帐篷里，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手术队队长吕士才——她的丈夫，正在这支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为一个重伤的战士精心地做小血管缝合手术，创造战地救护史上的奇迹。看着看着，她的眼眶湿润了：亲人啊，你带着癌症上前线，忍受了极大的病痛，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生命。可你不该回来得那么迟，使癌症扩散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
“大敌当前，应当挺身而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上级决定由骨科主治军医、共产党员吕士才带领一支手术队，迅速赶往广西边境，救护被越南侵略者袭扰打伤的我边境军民。
“吕大夫，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就在吕士才带着手术队的其他七位同志，夜以继日地进行物资器械等各种准备时，大家发现他脸色苍白，额头直冒虚汗。
“不要紧，拉肚子，总拉肚子。”他强笑着回答说。
其实，吕士才正以顽强的毅力，隐忍着病痛。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腰酸、腹痛、肛瘘、痔疮已经折磨他多年。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有时他一天大便多达六、七次，还经常带血。血，不是鲜红的，而是果酱色。显然，这不是好征候。但是，他从来就是个少说话多干事的人，何况马上就要出征，更不愿把自己的病情张扬出去。
深夜，他带着忙碌一天的疲劳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已经熟睡。和他在同一个医院任妇产科主治军医的爱人潘荣文，正在为他整理行装。
“老吕，这几天你感觉怎样，我真担心你的身体。”
“喔、喔，没什么，没什么。”吕士才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一边整理他花了几年时间收集的一大堆骨肿瘤资料。
“老吕，你还记得那次我取你的染色体做的对比试验吧，联系你最近老是便血的症状，我真担心是癌变的征候。”在即将离别的时候，潘荣文终于说出了埋在心中好久的话。
潘荣文近年来一直在从事用染色体探查癌的科学研究。几个月前，她想找个健康人的染色体和有病变的染色体作对比。她一向认为自己丈夫的血液是很正常的，谁知抽出淋巴球，放到显微镜下一观察：应有的四十六根染色体，缺数是那么多，还发生了种种畸形变化。
“我早就说过，也许是因为搞透视，x线吃得太多了。”五十年代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吕士才解释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共产党员，大敌当前，应当挺身而出。身上这点病，有啥了不起。我当兵快三十年了，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这次出去，能接触许多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情况，多积累一些实践经验，机会难得啊！”听丈夫说到这里，妻子还有什么话好劝慰呢？
可是，潘荣文到底放心不下。第二天晚上，她来到普通外科主治军医秦泰家里，述说了吕士才的情况。秦泰赶到医院，找到正在忙着开手术器械清单的吕士才，立即给他作了检查。因为癌变部位太高，只查出肛瘘引起的肛旁脓肿和痔疮。
秦泰劝吕士才：“肛旁脓肿不是好东西，你应该进一步检查一下，最好住院进行手术，免得留下后患！”但当吕士才听说要耽误一个月时间的时候，他执意不肯，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病情，继续进行出发准备。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手术队的每一个同志。他和他们一一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困难、个人的身体情况。当听说队员史雅萍患了感冒，他一再叮嘱她“快抓紧治一下”。当发现陶开林肺部查出有阴影，他立刻建议校、院和有关科室领导把他换了下来。可是，除了潘荣文和秦泰，谁能知道，最需要留下治疗的，恰恰是吕士才自己呢！
“战士在流血，我不能离开”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严惩越南侵略者的战斗揭开了序幕。吕士才怀着无比激动、兴奋的心情，战斗在手术台旁。
这一天，他从上午八时就站在手术台旁，不停地给伤员清创、止血、接骨、缝合、包扎。所有的手术队员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首长亲自送来一桶桶面条、稀饭、牛奶，吕士才连看都顾不得看一眼。
手术台是用学校的课桌拼成的，显得那么低矮。吕士才身高一米八十，眼睛又是深度近视，他得把腰弯得很低才能工作。没站多久，他的腰就痛得象要断裂似的。他请别人给束上金属支架腰围，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手中的工作。
腰痛刚刚对付过去，阵阵腹痛又向他袭来，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沁出。他是多么需要休息一会啊！可是他明白，眼下时间就是战士的生命。他全神贯注地做着手术，努力把自己的痛苦忘去，直到实在熬不下去时，才举起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用双肘顶住腹部，在手术台前稍稍蹲上一两分钟。
“吕大夫，你就休息一会吧。”配合手术的护士劝他。
“战士在流血，我不能离开。”吕士才回答。
从早上到下午，又从下午到深夜，吕士才连续在手术台上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直到外面没有伤员抬进来，才脱下手上的橡皮手套。可是，他连喝碗牛奶的功夫都没耽搁：“走，看看手术后的伤员去。”就急急走出了帐篷。
帐篷外，还有一些吊着三角巾的伤员在等待手术。吕士才深情地把一个个伤员请进帐篷，扶上手术台……待到最后一个伤员处理完了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四时了。吕士才连续工作了二十个小时，作了九十多个手术。
随着自卫还击作战的节节胜利，手术队跟着部队向前推进，来到越境东溪县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这里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大家只能啃压缩饼干。山上还有残留的越兵，不断地打着冷枪、冷炮。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破瓦房里，安放着三张手术台，没有电，只能用蜡烛和手电筒照明。伤员一般是夜里运来，手术常常从深夜做到黎明。
一天，前方送来一位肩部中机枪子弹、肱骨粉碎性骨折，动脉、神经都打断了的重伤员，血压和脉搏已测量不出，呼吸也极其微弱。在前线，象这样的伤员一般要做高位截肢手术，才能挽救生命，可是吕士才不愿采取这样的方案。他说：“给伤员截去一只手，当然比较方便，也不会担风险，可是这个战士以后将会怎样呢？”吕士才坚持要给伤员做血管缝补手术。
用手电筒照明做细血管缝合手术，这在战地救护史上是少见的。吕士才从自己的行李中取出缝合血管的针线，侧转着身体，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摘下近视眼镜，双眼瞪得大大的，额头低得离伤口只有几寸远，用比头发丝还细的缝线，一针一线，细心地修补着血管。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血管总算缝合了。伤员渐渐苏醒过来，血液又开始在伤肢里流动，吕士才脸上露出宽慰的微笑。可是，人们发现，在他坐过的凳子上，却留下了一滩因为肛瘘破裂而淌出的血水。
这紧张的七天七夜，吕士才称它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
“为人民，我可不惜一切”
三月三日，手术队后撤到我方境内。在后方医院，吕士才一个人负责一个病区，管理数十个伤员。他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一天他去洗澡，在擦身时突然摸到右腹部有一个明显的包块。当了几十年医生，并且对肿瘤有专门研究的吕士才知道，这决不是好东西。但是，他依然神情自如，没有流露出丝毫惊慌。“人生的过程，无非是生老病死。但生要生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价值。为党、为国、为人民，我可不惜一切，直至生命，因为我是共产党人。”他早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
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吕士才同意作一次检查。检查的结果使大家大吃一惊，血色素只有七克（正常成人为十四至十六克）；结肠部有明显的包块；便血已经增加到每天九到十一次。
吕士才被迫住院了。医院决定给他输血，可无论怎么说，他也不肯：“这么多伤员需要处理，血很紧张，我吃点药就行了。”在病房里，他只是当了个挂名的病员。除了一天三餐饭在病房吃，晚上去病房睡觉，平时很难在病房里见到他的身影。
在吕士才原先负责的病区里，有一个患骨瘤的青年病员，必须赶快做截肢手术，否则瘤细胞扩散，就会危及生命。吕士才老惦记着这件事，住院第三天，他就坚持要给这个病人做手术。
“吕大夫，是你主刀啊？！你的包块……”在手术室里，手术队护士方芳想不到主刀医生竟是吕队长。
“不要紧的，那包块大概是肠痉挛吧。”吕士才故作镇静地边说边洗手。
上午九时，手术开始了。吕士才举起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在患者的大腿部划了一圈，接着就切开皮肤，离断肌肉，结扎动脉、静脉、切割神经，锯断股骨。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吕士才尽量少搬动病人，而是不断变动自己的位置。没多久，就累得他眼前金星乱跳，头上汗珠直冒。他竭力保持头脑的镇静，一边做手术，一边还给青年医生讲解。中午十一时半左右，手术成功了。吕士才同志累得站也站不住。在同志们的搀扶下，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才回到病房，一头倒在床上。
吕士才怎能料到，这竟是他一生中做的最后一例手术。
“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
五月十三日，吕士才带领手术队胜利归来。手术队荣获集体二等功；吕士才荣立二等功；四个同志立三等功；三个同志受嘉奖；两个同志在火线光荣入党。
五月十六日，吕士才经过医院全面检查，被确诊患了结肠腺癌。
五月二十六日，医院对吕士才施行了手术。担任主刀的是我国著名肝外科专家吴孟超教授。打开腹腔，聚集在手术室的领导、医生和护士都呆住了，左右两肝叶满布灰白色隆起坚硬结节，表面高低不平，部分呈分叶状隆起，结肠腺癌已广泛转移到两肝叶。
消息传出，整个长征医院沉浸在悲痛之中。多少人失声痛哭，多少人难过得吃不下饭。
吕士才却依然那样地乐观、刚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得了癌症，更要抓紧时间为党的事业奋斗，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他对许多前去看望的同志这样说。
他的妻子心疼地责怪他：“为什么知道自己有病，还回来得这样晚？”
“我就是要救战士，抢救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他们真诚、正义、纯洁，他们是带着血书、遗书、申请书上战场的，他们对我教育很大啊！”吕士才劝慰说。
手术后，吕士才的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劝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他那里躺得住啊！在这些日子里，他坚持测画了战时微型手术器械图纸，带给上海手术器械总厂研制；审阅、修改了《手术队在一线医院工作中的几点体会》、《一线野战医院救治四肢火器性骨折的体会》等八份经验总结材料；他的一只手还在输液，就用另一只手拿书，让护士一页一页地翻，认真阅读、研究各种医学杂志和资料，继续准备着《骨肿瘤》一书的编写工作。
十月下旬，死亡威胁着吕士才。他全身出汗，喉头有痰已经难以咳出，靠兴奋剂维护着急促的呼吸。吕士才知道自己不行了，叫妻子把孩子带来。他拉着女儿的手，十分吃力地说：“小奇，要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学习，……要有远大理想，不要鼠目寸光……不要受社会上‘实惠’、‘惬意’那些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一定要听妈妈的话，严格要求自己。”他还叮咛儿子说：“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要正直，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一定要正派，绝不要风派。”
十月二十八日后，吕士才开始神志不清，慢慢陷入昏迷。人们呼叫他时，他睁开沉重的眼皮，断断续续地对亲属和医护人员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几句话：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手术队胜利回来了，每个人都受到磨炼与考验，我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我死后，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骨灰含有大量的有机磷，是很好的肥料，把它支援农业建设，作为我对四化建设的一点最后的贡献……我要学习周总理……”
十月三十日下午六时五十五分，五十一岁的吕士才同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为了表彰吕士才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和模范事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党委批准吕士才同志为烈士，第二军医大学和长征医院分别作出向模范共产党员吕士才学习的决定。人们赞扬吕士才同志不愧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军医。
（原载一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新华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