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台湾小说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简评《台湾小说选》
吉翔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台湾小说选》，收录了十六位作家的二十二篇中、短篇小说。他们的作品，从三十年代初期发表的《送报夫》，到一九七八年发表的《打牛湳村》，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包括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期以及战后迄今的两个历史时代。《台湾小说选》的出版，使广大读者能够初次探赏台湾宝岛文苑的一角。
在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整整半个世纪中，台湾作家写出了许多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这本选集中收入的《先生妈》和《送报夫》，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
《先生妈》是吴浊流先生歌颂台湾同胞深厚民族感情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出身贫苦，随着儿子的飞黄腾达而进入士绅阶层的家庭妇女。在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台湾“皇民化”运动中，她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给人以竹直松翠之感。先生妈的思想性格主要是从她和儿子钱新发的尖锐对立中展示出来的。钱新发为了混得一个日本语家庭的“无上光荣”的名声，禁止全家用台湾话，可是先生妈坚持不学、不说日本话；钱新发要全家穿日本和服照相，“先生妈始终不肯穿”，并“将当时准备好的和服，用菜刀砍断了……”。她说：“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先生妈的话，大有生是祖国的人，死是祖国的鬼，决不做亡国奴的气概，表现了身处殖民地的台湾同胞崇高的民族气节。杨逵先生的《送报夫》写于一九三四年，它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反抗精神，有志寻求解放之路的农家青年。他生活的村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下，乡亲们大多家破人亡，他前往东京谋生。母亲在被逼自杀的遗书中，谆谆期望他努力“拯救村子的人们”。他在日本青年朋友帮助下参加了一些进步的政治社会活动，懂得了“劳苦的人一个一个散开，就要受人糟踏”、“我们最好的法子是团结”等一些争取解放的真理，最后回到家乡去投入爱国民众的斗争。这篇作品，通过送报夫的经历告诉人们：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侵略者和压迫者。其所以有这样的思想高度，是因为作者亲自参加了抗日爱国农民运动、文化运动，他前后被捕多次，但忠贞不屈，始终坚持抗日斗争。
《台湾小说选》的一些作者，以深切同情的笔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遭遇，塑造了工人、农民、店员、渔民、小商贩、小职员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城乡劳动者的形象，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宝库。这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大都出现在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的台湾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它们具有几点引人注目的特色：
第一，以积极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当代台湾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贫富之间的极端悬殊和尖锐对立等等。例如王拓笔下的金水婶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当代台湾社会中的典型人物之一。金水婶是一位小商贩，她的六个儿子“个个都读到大学”，“做经理的做经理，当船长的当船长”，这使她成了八斗子渔村尊敬和羡慕的对象。但是，金水婶的命运一点也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她的儿子们在基隆市有了房产和现代化的家庭设备，还有钱借给人家生利息，而金水婶却还住在渔村常年漏雨的房子里，连电灯都舍不得装。作者对金水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那些重利忘义的子媳们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从而尖锐地批判了台湾社会那种以追逐和保有金钱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法则。
第二，台湾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并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原来主要描写农村、渔村生活的作家，如黄春明、王拓等人，逐步转为以城市工商业职工为主要的描写对象。
《台湾小说选》中选入青年工人作家杨青矗的三篇作品。其中《升》和《低等人》分别描写了两位工人的悲剧，尤其林天明的形象具有更加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林天明干了十六年的临时工，一心一意地追求着一个目标：升为正式工。但是，他工作勤恳，技术也不差，却总也升不了正式工。林天明的十六年苦待和心血，都化成泡影。台湾广大职工处于被剥削压榨的地位，童工、学徒、临时工的地位尤其低下。相反，如杨青矗在《上等人》中所描写的余总经理那样的“上等人”，自己开车压死了人，却雇用他的司机为他顶罪坐牢。作品把两种人物的两种生活进行了强烈的对比，愤怒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者的冷酷无情。
第三，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人形象，他们逐渐摆脱了宿命论和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王拓的《奖金二○○○元》中，大学生出身的推销员陈汉德，当他的师傅郑文良因公伤残后，他站出来向老板进行说理斗争，并把自己的工资送给了郑文良的家属。陈汉德的形象，被台湾有关评论赞为“新的道德力量”的代表之一。青年作家宋泽莱的《打牛湳村》，写肖笙和肖贵两兄弟，哥哥肖笙是没有文化的旧式农民，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弟弟肖贵则是上过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式农民，尽管他屡遭挫败，但他却不断寻求革新的道路。他大骂包田商人趁瓜果旺季大力杀价；他斥责“乡民代表”在农忙季节大搞迷信活动敛财修庙；他还向村民们发出呼吁，“建议要改革仑仔顶的瓜市场”。陈汉德和肖贵等这样一些新的劳动者形象，反映了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劳动群众的新的觉醒。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三十年来，他们与大陆家人天各一方，相互惦念，经常沉浸在思乡、念亲与怀旧之中。《台湾小说选》中的一些作品，例如《将军族》、《永远的尹雪艳》、《逆旅》、《陆军上士陶多泉》等，多少反映了一些原籍大陆各省的台湾同胞的生活情况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与台湾省籍同胞之间的深情厚谊。
《将军族》写了一位原籍东北的国民党“康乐队”乐师和一位台湾省籍“康乐队”女演员双双殉情的凄惨故事。这是两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小人物，他管她叫“小瘦丫头儿”、她管他叫“三角脸”。共同的被欺凌被损害的命运把两个人的心紧密地联在一起，患难与共的友情升华为同病相怜的爱情。但是这位沦落风尘的台湾少女，认为已经对不住这位无私相助的乐师。两人相约，今生既不可挽回，只待来世再结良缘吧！于是双双殉情在海边的蔗田里。这两位小人物的悲剧，在台湾很有典型性。两人真诚相爱，却又双双殉情，这样的悲剧颇能发人深思：千万个“三角脸”那样的同胞怎样实现亲人的团聚呢？千万个“小瘦丫头儿”那样的苦难又怎样得以解脱呢？海峡两岸的同胞，有情人又怎样终成眷属呢？
《陆军上士陶多泉》集中描写了几位大陆籍台湾老兵怀乡思亲的故事。其中一位河南老士官陈绍发，经过周密的准备，毅然凭借一个旧汽车轮胎跨越台湾海峡，回到他的故乡——中原大地。比之于一些作品中的悲剧人物，陈绍发的行动是更加积极的，反映了作者对海峡两岸骨肉分离这一现实的关切，也表现出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突破这一藩篱的强烈愿望。然而此种办法和出路，终非善策。但愿有朝一日，海峡两岸骨肉亲人的联系，可以凭借通航的轮船而不需要凭借一只破旧的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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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骨肉同胞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这是海内外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了《台湾小说选》的出版，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台湾文艺作品陆续介绍到祖国大陆来；希望台湾同胞也能够陆续看到祖国大陆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是祖国土地上的百花，应该在一处开放！同一历史渊源的祖国大陆和台湾文学，应该在祖国统一的美好前景下，共同迎接新的历史性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