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杂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左联杂忆〔文艺回忆录〕
夏衍
一个月前，当《文学评论》要我写点文章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感到有点意外，真想不到半个世纪的岁月竟这样匆匆地过去了。
“左翼十年”是谈论三十年代文艺时一般惯用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的意义，不知道具体情况的人以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十年的历史。其实这个所谓十年，指的是一九二七年太阳社、创造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到一九三六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为止的十年，而左联实际上只有六年的历史。
谈起左联，很自然地会想起太阳社、创造社和鲁迅先生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前后的一段历史。照一般的讲法，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合作是自一九二九年十月开始筹备的。而其实据郭沫若同志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回到上海时（当时正是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前夕）对我说，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在广州已经向鲁迅先生提出过中国革命作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杂志的建议，鲁迅先生欣然表示同意。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一建议没有能够实现。到一九二七年冬鲁迅先生回到上海以后，据我所知，最早和鲁迅先生接触的共产党员是李求实同志（即李伟森）。李求实同志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李人一同志的表弟，他当时同我住在一个地方，因此他曾跟我谈过跟鲁迅先生来往的经过。他并说他也曾经建议过左翼文艺工作者之间应该互相了解、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意思。此外也还有冯雪峰同志、殷夫同志、柔石同志等和他联系。我当时在做工会工作，同时也在匡互生先生主持的立达学院教书，当时我经常翻译一些外国的文艺作品，常到内山书店，因此也跟鲁迅先生有了来往。由于有过这样一些联系，因此一九二九年冬党中央提出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联合起来组织一个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时候，鲁迅先生很快地就同意了这一主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成立于一九三○年三月二日。这一段时期正是所谓立三左倾路线时期，因此有些文艺评论家把左翼作家联盟认为是直接由李立三同志领导的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团体。这一点，我们这些参加过当时实际工作的人应该说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李立三同志的确是领导人，但是同时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王稼祥同志、李维汉同志等人。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和执行李立三的路线，因此不能把立三路线时期的所有的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及在这个路线下面工作的人一律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因为很明白，所谓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表现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当时中央提出左翼作家跟鲁迅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文艺组织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行动。当时上海的进步文艺界中，由于一九二七、二八年的文艺论争，许多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有了很大的隔阂，因此要说服党的和非党的作家全体一致同意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团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之间，冯雪峰、柔石、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洪灵菲等同志都做了不少工作。
是不是左联成立之后左翼作家，或者说共产党员作家和鲁迅之间就完全没有隔阂了呢？那也不是。因为当时除了鲁迅、郑伯奇年事较高之外，都是二十岁出头、三十岁不到的青年，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和了解，也不懂得文化斗争的策略。对鲁迅的伟大，他的思想深度和对社会的了解，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因此即使在左联成立之后，我们中间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那些鲁莽、冒险，所谓“赤膊上阵”的作风，依然还是存在的。但是鲁迅在成立左联以后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就有了改变，他不再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办法，而是采取正面的帮助、批评、说服或者谈心、谈笑的方式影响我们，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教益，这是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从鲁迅的书简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同左翼作家的关系。林彪、“四人帮”之类极力把我们这些人，包括所有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作家和非党作家说成是反对和围攻鲁迅，那是完全不确切的。因为尽管还有一些隔阂，但对于大目的、大方向以及“左联”成立以后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反对上海各种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我们都是一致的，例如反对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艺这类问题，我们都是事先和鲁迅商量之后，采取一致的行动。至于个别的人、个别的事件上，我们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情况，这是事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左联成立以后的十个月，就是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利用他在第三国际的权势，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执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错误路线。左联成员李求实、殷夫、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和其他十七位共产党员，为了反对这个王明路线，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被英帝国主义的工部局逮捕，引渡给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在龙华慷慨就义。到明年二月，就是他们殉难的五十周年了。当时，鲁迅曾经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一文和“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表达他对左联烈士们沉痛真挚的悼念之情。文中说，“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今天重读鲁迅这篇满腔悲愤的文章，缅怀去世近五十年的战友，禁不住怆然泪下。
讲到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当时在上海的几位国际朋友。他们是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同志。左联成立后，他们三位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借地方给我们开会，帮我们印刷一些传单。特别是在五烈士牺牲之后左联向国际进步作家提出的呼吁和对国民党的抗议书等等，都是经过他们用各种语言向世界各国散发出去的。今年五月，是史沫特莱同志逝世三十周年。而尾崎秀实则在回日本以后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到太平洋战争后，就由于所谓“佐尔基事件”的牵连，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以叛国罪处死。山上正义曾目击一九二七年的广州暴动和一九三○年的红军进占长沙，拍了不少国民党屠杀人民的照片，并写了许多报道发回日本。此外，他还用林守仁的笔名翻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和左联五烈士的作品。他在尾崎离开上海以后继续帮助左联进行工作，并领导当时在上海的进步日本人、朝鲜人的工作。在我们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应该给他们以崇高的评价和深切的悼念。
左联的筹备和成立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进行的。但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刀所吓倒，有人壮烈牺牲，有人被捕坐牢，坚贞不屈。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如杨邨人、姚蓬子之类的叛徒、特务。
据我回忆，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被摧残最严重的时期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初那一段时期，因为这一段时期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左翼文化组织的成员经常不断地进行了一些所谓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之类的鲁莽行动，因此每一次游行示威就会有一些人被捕。是不是一九三二年以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比从前减轻了呢？完全不是。从三一年以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国民党的特务可以在租界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那末为什么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组织被破坏的比较少，而工作还有了发展呢？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提一下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一九三一——一九三三）。他和鲁迅、茅盾经常来往，讨论上海文艺工作的情况，商量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的方案，然后向我们进行批评和教育。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他本人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因此他对我们的指示和教导，就更容易被我们所接受。就我个人来说，秋白同志那些亲切教诲和细致帮助，我是至今不忘的。
事实很清楚，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我们的工作做得更踏实了。在这里，我想举两件事，来说明我们的工作作风在瞿秋白同志领导下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一是我们打进了一直不为左翼文化工作者所注意的电影事业。在瞿秋白同志指示下，郑伯奇、钱杏邨和我，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以及许多党的文艺干部参加了电影工作，加上田汉、阳翰笙。这件事是我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时间虽则不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几年时间之内，我们实质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后来还办了“电通”公司）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在上海销路最大的报纸象《申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等开辟了电影批评的阵地，甚至连国民党办的《晨报》上“每日电影”副刊也是实际上由我们党员主编的。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第二件事，就是田汉同志（当时他除了左联、剧联之外，还带便领导着音乐小组的工作）要我向秋白同志请示，是否可以争取法国商人办的百代歌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任光，以便把我们在电影中的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这件事秋白同志是非常感到高兴的，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把我们的救亡、抗日、反蒋的歌曲宣传到全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中去的一个机会。当时通过象《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制成唱片，广泛发行，就很快地在上海和其他各地形成了一个救亡歌咏运动。这个运动已经超出了知识青年、学生的范围，而是在工人、店员、职员以至资产阶级分子中间起了广泛的影响。我记得，到了一九三五年、三六年，只要我们一号召，就可以有上万人的歌咏大会来唱救亡歌曲。这件事虽则不属于左联工作范围之内，但是这些救亡歌曲大部分是左联作家创作的。这里也出现了象聂耳、冼星海这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党的临时中央和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相继离开上海转入中央苏区后，上海的文化工作改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一九三五年初，江苏省委被破坏，当时领导左联、剧联、社联以及其他文艺工作的文委成员阳翰笙、田汉、杜国庠、许涤新等同时被捕。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中央暂时中断了联系。因为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开始了长征。而这段时期，正是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华北事件和北京的“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的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得到中央的指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能够知道的一点情况，就是第三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和我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从这些报刊上我们知道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特别是季米特洛夫报告中关于中国问题的一段论述之后，我们就考虑应该把左翼作家联盟和其他左翼组织扩大成为一个以抗日反蒋为目的的统一战线的文化组织。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左联驻莫斯科的代表萧三同志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经过史沫特莱转给鲁迅，鲁迅先生看后转给当时负责左联党团工作的周扬同志。这封信显然是代表中共驻国际代表的意见的。这封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的一些成绩，同时也批评了我们的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要求我们改变左联的形式，吸收凡是愿意抗战的文化界人士参加。这之后我们开始考虑解散左联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并且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硬说我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那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辞。因为萧三的来信是鲁迅首先看过，知道它的内容就是要解散左联重新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这封信的原件已经遗失，现存的只有鲁迅先生看后由许广平同志抄录的副本）。我们在决定解散左联以前，也是经过再三考虑，征得了党外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如郑振铎、叶圣陶等同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再由茅盾同志代表左联向鲁迅征求意见而得到鲁迅同意的。
鲁迅先生当时的确讲过，为着扩大统一战线，解散左联是可以的，但由于左联成立时候提出的目标没有达到，因此在解散时也应该发表一篇宣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由于急于成立文艺家协会，因此没有发表这个宣言，这是一个错误。至于“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那是根据巴黎《救国时报》上面用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到过的国防政府、国防会议等口号而提出的，也是经过左联大部分成员同意而提出的。关于这些问题，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精辟的文章，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叙说了。
有人问，左联存在的六年间，一共有多少成员？这个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回答。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不可能有完整的成员名单，而且左联成立以后就有许多成员调离上海参加其他方面的工作（如冯乃超、洪灵菲、童长荣等同志），也还有一些左联成员没有留下文艺作品或者以后改换了工作，所以现在要拟出一个完全的左联成员名单很困难。例如解放后当了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同志是太阳社创立时的成员，谷牧同志也曾经是左联北平分盟的负责人之一等等，现在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感慨很深。左翼作家联盟存在的六年时间，正是经济危机席卷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因此左联存在着一种过左思潮，把文艺单纯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我认为，这在当时也很自然。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一个政党或一个文艺团体，总有一个出生、成长、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从一九二九年筹备开始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为止这一段时间，是左翼文艺学步的时间，开始走路的时间，因此犯错误、摔跤、受损失，这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左联的功过，作出适当的评价。去年，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要趁参加过左联的同志还存在的时候作一次对左联的功过和事实的仔细讨论，并作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我想这是十分需要而且非常迫切的。因为参加左联成立的人现在最年轻的也已经在六十岁以上了，我希望趁纪念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尽快进行这一项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