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蔡孑民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追念蔡孑民先生
陈翰笙
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蔡元培（孑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在纪念他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不禁追忆起他人格的高尚，学问的渊博，功绩的巨大。
吴玉章同志曾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历史开一新纪元。虽然这是时代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而蔡先生领导之功自不可磨灭。”那时我还在国外求学。一九二四年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蔡先生适在欧洲，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直至一九二八年，我又从国外回到上海才和蔡先生相见，他当即推荐我去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第二年，他又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负责社会科学研究所。为避免傅斯年和王世杰等对我的排斥，他以院长身份自兼所长的名义，而将所内一切具体工作，完全交给我主持。直到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因参加保障民权同盟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我又被迫再次出国，有多年未再见到蔡先生。
据说，蔡先生早就知道我在北大的工作情况，因此，一九二八年我刚由西欧返国时，他就想找我去负责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但当时主持该所的王世杰说我思想左倾，阻挠我进所。在这种情况下，蔡先生便介绍我先到商务印书馆。次年春，王世杰去南京做法制局长的官而离开中央研究院，他就要我去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蔡先生用人办事，非常公正，没有派性和偏见。
这里，我回想起一桩旧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我曾参与王世杰主编的《现代评论》编辑委员会。他对我早有成见。有一次，编委会聚餐，王突然问我：“如果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在北京街上掏粪的三百多人，你觉得将来给他们什么工作为好？”我当即回答：“到那时，就有抽水马桶了，这些人可以做别的工作嘛。”回想起来，当时我和王世杰的思想都非常肤浅。王世杰想象不到社会主义社会，工人们可以受到教育而担任各种新的工作；而我呢，当时的想法也很幼稚，难道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抽水马桶就会普遍用上了吗？难道说抽水马桶普遍之后，就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可见当时在蔡先生周围的所谓学者，特别是象我这样的人，思想见解是多么的肤浅！然而，王世杰当时是属于国民党胡汉民派，而我则已加入地下革命工作。如果没有蔡先生那样知人善任和兼容并包，我那时几无立足之地。蔡先生真不愧为言行一致、心口如一、雍容大度的伟大学者和教育家。
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他在青岛休养，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答，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的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当我看到现在有些人趾高气扬、傲慢跋扈的恶习时，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最初，社会科学研究所把工作集中在调查日本人在上海所办纱厂内的包身制，作为专题来研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随后，蔡先生告诉我，有人反对这样的工作，劝我们改赴农村，调查农村经济。于是，我和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等同志前往江苏无锡、山东潍县、河南许昌、河北保定以及广东省的十二个县，从事实地调查。后来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吴觉农先生等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达五百人之多，编印《中国农村》月刊达十年之久。当时就是蔡先生掩护了我们这些地下革命工作人员。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蔡先生知道邓演达是我的朋友，在他被蒋介石逮捕后，蔡先生立即写了几封介绍信，叫我去南京奔走营救。后来蔡先生又同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诸位先生发起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革命青年与爱国志士。这一系列正义行动，充分表现了蔡先生反抗暴政、勇于救人的大无畏精神，想到这些往事，我对他感佩不止。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又从国外到达香港，登岸不久，即去九龙柯士甸道看望蔡先生。一见面，他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很激动地说：“周恩来了不起！”我当时深受感动。显然，他这句话指的是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同志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功绩。
蔡先生和我们永别已经四十年了，如果他今天还同我们在一起，能参加我们现代化的建设，那又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