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周培源
蔡元培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
蔡元培先生早年是清朝翰林院编修，后来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投身于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在留学德国期间，潜心研究资产阶级哲学、伦理学、美学，接受了进化论观点。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推动北京大学走上改革的道路，在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北京大学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前的北京大学承袭了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封建学府。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洋军阀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自述：“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自写年谱》手稿）孙中山先生竭力主张去就职，认为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先生自己也认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故决定北上。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先生抱着整顿腐败的北京大学的决心，到校视事。
蔡元培先生整顿北大，首先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整顿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他聘请了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新青年》而颇有名声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先后来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理科方面由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任学长，其他学有专长的教授有李仲揆（即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蔡元培先生赴欧美考察期间，在法国，曾邀请居里夫人来北大讲学。居里夫人回答，不能立即成行，拟在将来的某一暑假前往。在德国，由夏元瑮陪同访问了爱因斯坦，并请他来北大讲学。爱因斯坦曾表示愿意在赴日本之后到中国讲学两周。蔡元培先生为表示隆重欢迎，函请全国重要学术机关联名发信，结果辗转费时，致使爱因斯坦收到邀请信时已错过行期。未能到北大讲学，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的科学家感到“莫大的痛苦”。
在广为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当然阻力很大，有人要控告他，居然还有外国公使找他谈判，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先生一笑置之。
经过一番整顿，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据一九一八年统计，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全校二百多名教员中，多数人的思想倾向于革新。北京大学有了朝气。
蔡元培先生还进行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所发布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但后来并未实行。他到北大后身体力行，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每五名教授选评议员一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政会议。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马寅初、顾孟余、胡适都曾被推选为教务长。
蔡元培先生还对北大的学科和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改革。加强文、理两科。学生实行“选科制”。本科学生学满八十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即可毕业，其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一九二○年二月破例准许女生九人在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收女生。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影响所及，各地纷纷仿效，开男女同校、教育平等之新风。
蔡元培先生所进行的整顿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大学实现从封建学府到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提倡思想自由，鼓吹科学文明，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是对抗文化专制主义的，兼容并包是鼓励新派人物在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实行这个方针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由于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与推动，北大的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各种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蔡元培先生自任新闻研究会会长。当时的北大分新、旧两派。这些活动和社团中，贯穿着新派和旧派的斗争。新派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主。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来北京。北大的新派与《新青年》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壮大了声势。他们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战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和猛烈的攻击。陈独秀在回击社会上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时，表示了拥护“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的坚决态度，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与上述革新营垒相对立，以梁漱溟、刘师培、辜鸿铭（拖着长辫子的皇权主义者）等人为主要代表组成了北大的旧派，孔子研究会、国故月刊社是他们的阵地。旧派竭力反对科学和民主，为封建礼教的崩溃哀鸣不已。一九一九年三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带头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扑。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他还指使落后学生散播陈独秀、钱玄同等被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在此同时，北洋军阀政府又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所谓弹劾教育部（实即弹劾蔡元培）的议案，为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镇压北京大学作舆论上的准备，一时间，全国掀起一阵波澜，北大校内人心浮动，新文化运动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四月一日，蔡元培先生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驳斥林纾，并进一步申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也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在蔡元培、李大钊的推动下，全国新派奋起指斥旧派，声援北大。当时成都《川报》的一读者写道：“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在全国的声援下，蔡元培先生采取断然措施：先是在报上发表声明，为驱逐陈独秀、钱玄同事辟谣；后来又出一布告，对于那个投靠林纾、制造谣言又不知悔改的学生，令其退学。在这次新旧思潮的激战中，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鼓舞了士气。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也是有利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大最早（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一九一八年冬，李大钊组织了“马客士（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努力学习、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其中就有毛泽东同志。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道：“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斯诺：《西行漫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迅猛发展。一九二○年十二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郭锡良、邬祥禔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此同时，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雄、范鸿劼等十九人发起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也完全公开了。这两个研究会成立时，都经过蔡元培先生同意在《北大日刊》上登了《通告》、《启示》。蔡先生还同意“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并应邀参加，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研究会成立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第一次公开演讲是李大钊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会还举行不定期的辩论会。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参加辩论会的除北大师生外，还有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代表。经过几天辩论，最后请李大钊同志作总结。这次辩论和总结引起许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增加到六十多人。从一九二○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讲座。这是在我国大学里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最早记录。由于客观形势的推动，由于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的努力，“五四”运动前后，在北大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分散的、秘密的行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激流。在北大的讲坛上、刊物中、社团里，都能闻到它的气息，感到它的存在。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是与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分不开的。他说过，如北大“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也不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允许“过激之论”存在，这就是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都不是偶然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的蔡元培先生，对“五四”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是很自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的斗争，才能拯救祖国的危亡。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当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时，中国人民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大一部分爱国师生在西斋举行会议，决定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五月三日蔡元培先生获悉北洋军阀政府已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蔡先生当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此消息。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全校学生大会，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工业专门、法政专门等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会上，慷慨激昂，气氛悲壮，议决：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五月四日下午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后来又向曹汝霖住宅进发，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了镇压，抓走三十二人，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五月六日，蔡元培先生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七日，获释。由于这一正义行动，蔡元培先生愈益为北大师生所敬重。
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是在一九二三年初。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军阀政府任命“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在北大学生会的倡议下，北京学联发表宣言，拒绝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开展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彭斗争。蔡元培先生先是发表《不合作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日决定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在辞呈中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先生去后，北大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驱彭挽蔡运动。由于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他终于没有返回北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以至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改革的先驱，起了进步的作用。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合格的人才。蔡元培先生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他所提供的经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他所坚持的思想自由的原则，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的。从打破封建文化的顽固堡垒到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又前进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总是有利于革新战胜守旧，真理战胜谬误，民主战胜专制，科学战胜迷信。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总结了一切历史经验，指导教育和科学顺利发展的方针。用行政手段压制教育和科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会堵塞前进道路。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党的“双百”方针，为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