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
阳翰笙
“左联”成立前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党组织情况是怎样的，组织系统是怎样的？过去有些不同的说法，现在我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一下。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末，南昌起义失败后，我们的队伍从潮汕撤退到海陆丰，在那里又进行了一段斗争。这时我患了很重的病（恶性疟疾），不能工作。当时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就让我和另外一些生病的同志乘木船到了香港。后来又从香港把我送到了上海。这时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比我稍后几天，郭沫若同志也到了上海，第二年二月下旬，他又离开上海去日本了。这时创造社的老一代成员中，只有郭沫若同志是党员（他是在南昌起义后入党的），成仿吾同志当时还没有入党。应成仿吾之邀回到国内的后期创造社的几个成员——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铁声以及王学文、沈起予、傅克兴、许幸之等同志，都还不是党员。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只有潘汉年是党员。这个人以后的情况如何，暂且不论，在这段时间和“左联”时期，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贡献的，他当时是个活动分子。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武汉，曾在郭老领导的总政治部中工作过，与郭老是熟悉的。他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比我们先到了上海，在创造社的《洪水》编辑部里工作。他虽然是党员，但只有一个人，也领导不了后期创造社那些人，那些人当时都是留日的学者。
创造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艺团体，但党员很少，郭老又要离去，党的力量显得薄弱。在“四·一二”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在这种条件下，公开的宣传活动有困难，周恩来同志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指示郭老，应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一直是在北伐军和南昌起义军中工作的，到上海后也一直想再回到工农红军中去。这时郭老就一再要求我，让我到创造社去。我和创造社有过一点关系，我曾以欧阳继修的名字在《洪水》上写过文章。不过，郭老这次让我到创造社，主要还是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同时，他要求李一氓同志也留下，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这工作。于是我答应了郭老的要求，和李一氓同志一起参加了创造社。我们到创造社后就办了个刊物《流沙》。这个刊名是郭老取的，刊头也是他题的字。后来又办了个《日出旬刊》。这两个刊物是偏重社会科学和介绍马列主义的。加上原来的《创造月刊》和新生的《文化批判》，创造社这时就有好几个刊物了。这样，力量就很大了，影响也很大了。
在创造社里，潘汉年、李一氓和我，成立了一个党小组。与太阳社相比，他们的党员很多，可能有二十多人，他们大概有两个党小组。蒋光慈、钱杏邨（阿英）、戴平万、洪灵菲、孟超、杨邨人、楼建南（适夷）、森堡（任钧）、刘一梦、冯宪章、殷夫、祝秀侠等，都是党员。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因为这两个社及出版部（书店）都在北四川路一带，很多文化人也都住在这一带，所以属于一个支部。鲁迅、郭老当时也住在这一带。这些地方实际上是日本租界，郭老有时穿和服出来，又能说日本话，人们不大分得出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第三街道支部，最先担任书记的是潘汉年，我也是支部成员。
第三街道支部，原是由区委领导。有人说陈云同志做过闸北区委书记，曾领导过第三街道支部，这是很可能的，不过，我记不准确了。第三街道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是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因为区委觉得他们领导文化工作有困难，就交省委直接领导了。当时省委宣传部长是李富春同志，文化支部就由他领导。担任文化支部书记的，最初是潘汉年，后来我也做过。
这时后期创造社的几位同志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王学文也都入党了。还有杜国庠（林伯修）、柯柏年、许涤新等同志也到了上海。他们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杜国庠同志也喜欢搞搞文艺理论。他们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社。左翼文化队伍更加强大了。
就是在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出现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一场论争。这是左翼文艺队伍内部的一场论争。最初是由创造社开始的，后来太阳社也加入了。创造社批评鲁迅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上；《流沙》、《日出旬刊》虽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但以三言两语批评鲁迅也是有的。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进行批评，鲁迅当然要进行反批评，这样，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党来过问这件事。
一九二九年秋天，大概是九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李富春同志先问我：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我说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哈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象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头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坚强的战士，是一位老前辈，一位先进的思想家。他对我们党员个人可能有批评，但没有反对党。对于这样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象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到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我当时就表示完全接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接受党的批评。李富春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当时决定找的人是：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邨、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潘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开会的地点是在公啡咖啡馆。会议是由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名字）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可能是钱杏邨同志，记不太准确了。）很多同志认识到对鲁迅的估计不正确，自己作法不对头。敌人正在很残酷、很厉害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论争。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实际上心中不以为然，但话讲得比较委婉，因为有李富春同志明确的指示。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鲁迅要尊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鲁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当时还不便于直接说出是李富春同志的指示。去的三个人是：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冯乃超本来写过文章批评鲁迅，但他们私人关系不坏，这次算是代表创造社去见鲁迅的。鲁迅见到了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笑容满面的。鲁迅对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曾有几位同志来问我：这次论争为什么会突然停止了，是什么道理？道理就是因为有了党的指示。另外还有的同志问：是否李立三作过指示？不是的，不是李立三，李立三当时是在中央宣传部，不是省委宣传部，作指示的是省委宣传部的李富春同志。还有的同志问：是不是和周恩来同志有关？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我还没有具体事实来说明。周恩来同志是一直关心文化界的，对文化界的人也熟悉，很多人在大革命时期与他有过接触。周恩来同志对鲁迅也是一直尊重的，有可能和李富春同志讲过停止论争的事。不过，我没有问过李富春同志，后来也没有问过周恩来同志。
在一九二九年秋天这次会议以后，文化支部的同志都有一种要求，就是大家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不仅创造社、太阳社，鲁迅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还有搞美术的、戏剧的人，也都有这样的意见。文化支部就领导了这个工作，先在党内讨论，开过好几次会，进行了很长久的酝酿，决定成立“左联”。先后在一起开会的有：潘汉年、钱杏邨、夏衍、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柔石、孟超、彭康、李一氓、李初梨等同志。最后就有了十二个人的筹备委员会。这十二个人，据我的记忆是：鲁迅、潘汉年、钱杏邨、夏衍、冯乃超、冯雪峰、柔石、洪灵菲、李初梨、蒋光慈、郑伯奇、阳翰笙。
会上推冯乃超同志起草“左联”的“纲领”。还决定“左联”的机构，设常务委员会，还有几个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另外我还记得有一个专门管大学学生文艺活动的组织，可能叫学生文艺活动委员会（或文艺研究指导委员会），钱杏邨曾负责过这个工作。除了四个研究会和委员会，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又确定了在成立会上先由郑伯奇、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在会上讲话的则有：鲁迅、彭康（代表社会科学方面），田汉（代表戏剧方面），阳翰笙（代表党组织）。
“左联”一成立，就成立了党团。担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顺序，我记得是这样的：
潘汉年（一九三○年三月开始。后来他可
能调到中宣部去工作）
冯乃超（为时较短，后来可能调到武汉作
别的工作）
阳翰笙（一九三○年下半年——一九三二
年下半年。后调至中央文委和“文总”）
钱杏邨（时间也较短）
冯雪峰
叶林（又名椰林，后来去苏区，在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
化时牺牲）
周扬（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开始）
参加“左联”党团的成员，先后还有：夏衍、钱杏邨、洪灵菲、冯雪峰、柔石、田汉、胡也频。
“左联”是群众团体，上面的领导机关是“文总”（左翼文化总同盟），也是群众团体，“文总”也设有党团。“文委”则是属于党中央宣传部的机构（不归省委领导）。“文委”的成员同时也是“文总”党团成员，即一套班子，两块招牌。担任“文委”书记（同时也是“文总”党团书记）的，按时间先后顺序是这样的：
潘汉年
朱镜我
冯雪峰（为时较短）
阳翰笙（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年初）
周扬（一九三五年初至结束）
参加“文委”的成员，先后有：杜国庠、彭康、冯雪峰、王学文、夏衍、田汉、钱杏邨、钱亦石。
以上就是从“左联”成立以前到“左联”时期党的组织系统的情况。
现在再接着讲“左联”成立会的情况。成立会开会的地点是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中华艺大，原来创造社的一些人在那里教书，常借用他们的学校。开会的时间是三月二日上午还是下午，记不清楚了。出席的人数有四、五十人。讲话的有鲁迅、彭康、田汉和我。鲁迅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一是他讲要扩大我们的队伍；再一点是强调对旧势力的斗争。他说要注意研究敌人，要深刻了解它；不了解敌人，就不能打倒它。这后一点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们许多人光知道仇恨敌人，要打倒敌人，却没有想到要多方面地去研究它、了解它。至于鲁迅讲话中的其他内容，就记不准确了，而且当时的讲话是不是象后来发表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那么多，或是后来又经过了补充，这一点也记不太清楚了。
至于我的讲话，原来是有个提纲的，但没保存下来，现在也回忆不清楚了，可能是讲这三个问题：一、关于形势，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当时还不是用“围剿”这样的词），镇压革命力量；二、因此，要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团结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三、关于大众化的问题。这里讲的大众化，主要是指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这也是当时中央和省委的意图，希望“左联”的文艺工作者能到工人区中去，例如沪西区、杨树浦区、闸北区，帮助党在那里做宣传工作。当然，文艺工作者下去不仅是做宣传，也还要增加对工人的了解。我的讲话，大概就是这几点意思。一九八○年一月十一日
（原载《文学评论》一九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