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母范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革命的母范
贾冠赋
六十一年前，即一九一九年，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提出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他说：“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改革家庭”而要从“革老子的命”入手，那是因为“亲权重，父权更重”，妇女在家庭中还处于“从”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还要从子”。“怎样做母亲”的问题，自然也就无从提起。这并不是说，那时的母亲对子辈的发展不起影响，而是不象父亲的影响那样显著罢了。一遇孤儿寡母，母亲的决定性影响便显露出来。择邻教子的孟母对孟轲，刺字训子的岳母对岳飞，其影响都是明证。
现在不同了，“妇女顶半边天”。在家庭生活中，多是由妇女执掌着多半个天下，做母亲的对于子辈发展的影响力显然是增大了。这是中国革命给中国妇女地位带来的伟大变化之一。她们的社会责任自然也就加重。就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而言，现在“怎样做父亲”的问题，当然还存在，但“怎样做母亲”的问题，却应该大声的提出来了。
母范的作用历来是巨大的。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都曾有过革命的母范。马本斋同志的母亲，即电影《回民支队》里的马母，是民族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母范，她为了坚定儿子的民族气节，用自己的牺牲作出了民族气节的榜样。江竹筠烈士即江姐，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母范，她的遗书对后辈寄予了革命的期望，并用自己的牺牲作出了榜样。张志新烈士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母范。在“四人帮”的牢狱里，她以深沉挚热的母爱，怀念着子女林林、彤彤，写信给他们的父亲：“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教他们“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但她“宁为真理灭九族”，决心“给孩子做出榜样”。不同时期的革命母范，都把母爱同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民利益的热爱完全结合在一起，当反革命的横逆使两者不可兼得时，她们就毅然地使母爱服从真理和人民的利益，并期望她们的子女们也这样做。她们重言教，更重身教，必要时，就用伟大的牺牲来作出榜样。
现在我们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造就适应这种历史要求的下一代。我们的肩上有两副重担：一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百多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十多年林彪、“四人帮”遗留下来的因循重担；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树立新的社会道德风尚的重担。这种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母范应当是什么样子，也就是“现在我们怎样做母亲”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家来集思广益，也需要“半边天”们在实践中树立榜样。
鲁迅在总括“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问题时，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当考虑“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万万不可再把因袭的重担压到孩子们身上去。要做革命的母范，首先自己要革命；对于那些灵魂受到严重污染的母亲来说，“革命”还要首先“革到老娘身上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