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提高祖国医学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提高祖国医学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把宝库的宝一个个发掘出来，当务之急是努力用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对祖国医药学加以整理提高。因此，一定的科研手段对于中医院和中医科研单位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有些同志不这么看。不久前，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有代表反映：某中医医院申请购买一架诊断、科研需用的仪器，有关领导竟说：“你们要这干吗？三个指头，一个脉枕，不就行啦！”一些来自省、市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单位的代表也反映：他们单位科研设备不仅数量少，而且陈旧、落后，有的甚至赶不上县人民医院的设备水平。他们感慨地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代表们指出：祖国医药学是几千年来人们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特别是中医理论，尽管有某些主观、推理成分，但总的说，它包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和整体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指导着人们的临床实践，有些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可以治好。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中药的许多宝，还没有被真正发掘出来。比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在人体内究竟有哪些客观指标？中药的药理作用如何？人们服用以后，在身体内起了那些物理的、化学的变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西医结合小夹板治疗骨折，在临床上取得了新疗效，创造了新方法，但这种新方法的机理如何？断了的骨头怎么愈合的？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怎么成长的？所有这些，都需要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进行大量实验研究，取得科学数据，从中找出规律，这样，中医理论才能取得重大突破。
当然，代表们也指出：在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研究祖国医学的同时，还要抓紧整理古典医学文献，给老中医配备助手，总结、出版著名老中医的经验，把祖国医学的精华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在继承中不断完善、充实。不抓紧继承工作，用现代科学研究祖国医学就是一句空话。
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研究祖国医学，能不能研究出名堂？这是有些人担心的问题。一些代表指出：祖国医学源远流长，在许多方面包含着现代科学真理的闪光。肇始于《内经》并在以后历代得到发展的“血瘀”理论，同现代“血液流变学”的理论，在基本要点上，就有许多相似之处。祖国医学认为在人体正常情况下，血在脉中循环状态是“如水之流”，而在出现“血瘀症”时，则表现为“血凝而不行”、“血瘀滞不行”等等。现代“血液流变学”测定人体在正常条件下，血液的流动性和粘度保持一定的水平，而在某些病理条件下，血液粘度可发生明显异常。有学者用“活血化瘀”药物，对血液粘度异常的四十种疾病患者进行治疗，患者在症状改善的同时，血液粘度异常的情况亦有所改善。这说明祖国医学中的“血瘀”理论和现代“血液流变学”中关于“血液粘度异常”的理论是一致的。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血瘀”理论，可以说是近二、三十年才产生的“血液流变学”的萌芽和胚胎；
“血液流变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也不得不回到“血瘀”理论那里去。
实践还证明，祖国医学中许多被人们斥之为“糟粕”而予以抛弃的东西，随着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正在得到验证、发扬，重新恢复其生命力。
比如气功疗法本来是祖国医学的组成部分，它认为人的生、长、壮、老、死是“气”生长衰退的结果，治疗疾病就要调理气血，以恢复其正常状态。这种看法和做法，长期以来，被有些人斥之为搞“封建迷信”，玩“魔术”。可是，近些年，一些医学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协作，通过现代物理学、电子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多学科的研究，对练功有素者放出来的“外气”进行探测，初步表明，“外气”包括次声、红外、静电、磁等等信息。气功治疗疾病，正是通过信息，调整机体的不平衡状态。这说明“气”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过去被人们斥之为“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阴阳学说，现在也有人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初步找到它在人体内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些研究工作，不仅给祖国医学的某些理论找到了科学根据，也丰富了现代医学科学的内容。可是，有些人却硬说祖国医学不科学，不积极给祖国医学的发展提供条件，或者只是口头上重视，实际行动上忽视，不狠抓具体措施的落实。以致这次会上，有些代表恳切地发出了“抢救中医”、“用现代科学研究提高中医是当务之急”的呼吁。
代表们还指出：朴素的辩证法并不等于科学的辩证法，祖国医学和现代科学也不能等同起来，它毕竟还有主观、唯心的成分。有人看到祖国医学包含有现代科学的萌芽，就自满自足，甚至故步自封起来，这对于发展、提高祖国医学也是不利的。
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研究提高祖国医学，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研究中医理论，更是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不可能马到功成，一蹴而就，有时还会有反复甚至失败，这是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难以避免的。上海、广州、四川有一些热心于中西医结合的老年、中年专家，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探求中医关于肾本质、阴阳学说、脾胃学说的理论，花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才找到了一点点苗头。有一位老专家对记者说：“我的研究工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我们只是‘育苗’、‘铺路’，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扶植它开花结果。”这种“育苗”、“铺路”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不仅研究中医理论的医学科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有关的卫生行政领导也应该具备。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好地按照医学科学规律领导医学科学。
本报记者 缪宜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