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罢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罢工
沈庆林
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赴苏俄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回国后，受党组织的委派，赴湖南参与领导了粤汉路和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九月爆发的安源大罢工，由于领导的正确，运用策略得当，以及工人的团结奋斗，取得了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歪曲。他本来是工人领袖之一，却被诬陷为工贼；本来是领导万余工人同路矿当局英勇斗争的战士，却被诬陷为“资本家的打手”、
“镇压安源大罢工”的罪人。这段被歪曲的历史应该恢复本来面目，刘少奇同志在这段历史中的名誉应该恢复，曾经因此而受到批判的小说、电影、绘画和展览都应予以平反。
罢工的领导者组织者
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二年九月罢工的前夕到达安源。其时，罢工已在酝酿中。在此之前，一九二一年冬，毛泽东和李立三同志等应安源工人的请求到安源考察。一九二二年一月，李立三被派至安源工作。他通过开办工人夜校，发动工人。五月，组织了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同志为主任。深受压迫剥削之苦的安源工人，一旦有了自己政党的领导，觉悟提高很快，工人参加俱乐部者“日以数十计”。路矿当局慑于工人俱乐部的发展，采取威吓和软化等手段破坏俱乐部，最后，勾结反动政府妄图封闭俱乐部。九月九日，当萍乡县府封闭告示下达时，因八日粤汉路工人罢工，路矿当局害怕安源工人发生连锁反应，要俱乐部不要公布封闭告示，以安工人之心。俱乐部以攻为守，当即提出不发告示可以，但要路矿当局履行三项条件：一、保护俱乐部；二、每月津贴俱乐部经费二百元；三、七日内发清工人欠饷。限路矿当局九月十二日午时前答复，否则即行罢工。路矿当局的第一次答复，工人不满意，俱乐部又通告限期再答复。工人对第二次答复仍不满，俱乐部代表工人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的要求。经过反复交锋，工人斗争情绪十分高涨。九月十三日夜，因所提条件未能实现，俱乐部下达罢工命令，发出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复工条件。除涉及全矿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和电机处外，全部停止工作，株萍铁路也同时停驶。罢工前，李立三因事去长沙，九月九日回安源。刘少奇罢工前夕到安源。他们参加或部分参加了罢工的酝酿活动，最后作出罢工的决断。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担任俱乐部同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罢工后，俱乐部组织监察队，维持矿区秩序；组织侦探队，各处探察消息，防止破坏。俱乐部还作了敌人镇压的应变准备，转移了重要文件。罢工中，俱乐部权威之大，工人纪律之严，就连被派至安源弹压的士兵也为之赞叹。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上的长沙通讯说，这次罢工“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特举出监察者二十人，手执白旗，到处巡视，工人对所监察者，亦如军士之对于官长，异常服从，弹压兵为所感动，亦与之表同情”。当年工人编的鼓词《劳工记》中也有同样的描写：“军队开到安源地，只见罢工好秩序，虽然路矿把工停，工人并不胡乱行，纠察维持秩序好，并无工人来滋扰，我们军队要平心，不可威胁众工人。”这些事实说明，这次罢工酝酿比较成熟，组织得也十分严密。刘少奇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这次罢工，十分出色。
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批判刘少奇时，说他在罢工开始前反对罢工，在罢工期间提出“文明罢工”，压制工人的革命行动。这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说刘少奇反对罢工、压制工人的所谓根据是，一九二三年四月刘少奇和朱少连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以下简称《略史》）中，有“‘挺而走险’的大罢工”、
“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俱乐部迫不得已，乃断然发布罢工命令”的话，还有罢工期间工人行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的话。从以上几句话中，怎么能得出刘少奇反对罢工、压制工人的结论呢？这些话与罢工前俱乐部向当局提出三项条件，当局不答应等情况联系起来看，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略史》的初稿在罢工胜利后不久就已形成，曾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晨报》上作为消息报道登载过。上述一些话的语句在报道中都有。无论是《略史》或是报道，都是公诸于社会的。它宣传俱乐部作出罢工的决定是被迫的，是俱乐部在路矿当局不能完满答复工人提出的条件和工人斗争情绪异常激烈的形势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最后手段。这有什么错误呢？当时这样做，有利于争取社会同情，使工人俱乐部在政治上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至于“文明罢工”几个字，刘少奇没有说过。《略史》中说的“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的话，是工人代表向俱乐部提出的保证。意思是说，罢工时工人的纪律应当比平时更好。关于罢工期间的纪律问题，在罢工前，李立三和刘少奇有些担心，因此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得到工人代表的保证。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事。工人的纪律对于罢工胜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它不仅可以使自己的队伍行动一致，而且可以博得社会上的同情，减去敌人镇压的借口。强调纪律，怎么能说是对工人革命行动的压制呢？说罢工是“挺而走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刘少奇在罢工前对于罢工能否取得胜利还无十分把握的思想。但是，这绝不能因此就扣上“反对罢工”的帽子。当时我们党建立才一年多，刘少奇和李立三也只是入党不久的青年党员，他们还没有领导这样一场斗争的实践经验，因而没有十分把握。但是，他们在斗争中学习，把斗争引向了胜利，就当时的领导水平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检验罢工领导是否正确的标准应该是罢工的实践。从酝酿罢工到决定罢工的时间里，俱乐部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一步一步提出斗争口号和目标，组织工人，加强罢工领导，严格罢工纪律，没有一件事实能说明刘少奇和李立三是反对罢工的。从一篇文章中，抓出几句话，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无限上纲，这是林彪、“四人帮”打倒一切的惯用手法。
斗争坚决的谈判代表
工人罢工后，刘少奇担任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在谈判过程中，他代表工人利益，坚持原则，斗争勇敢，基本上实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九月十四日，商会和地方士绅代表出任调人，在俱乐部和路矿当局间商谈条件。路矿当局施展花招，假意说工人所提条件皆可承认，但要工人先复工。刘少奇则坚持先谈条件才能复工，要调人告诉路矿当局“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十五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出全权代表同刘少奇谈判。这次，李立三也参加了谈判。路矿当局仍然以工人复工为谈判的先决条件，遭到刘少奇和李立三的拒绝。十六日，绅商学界写信给俱乐部，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对此，俱乐部发表宣言，坚持路矿当局如不承认条件，就无说话余地。路矿当局见先复工后谈判的阴谋不能得逞，便借用驻军的力量，采取威胁手段，压迫刘少奇答应先复工。他们把刘少奇请到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李鸿程诬蔑工人罢工是“作乱”，声言如果工人不复工，就要将刘少奇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严正地说，这是万余工人的要求，即使将我砍成肉泥，也无法解决。李鸿程又扬言对工人也有法制裁。刘少奇回答说，那就请你制裁去。这时，数千罢工工人怕自己的谈判代表受害，将戒严司令部围住，喧声如雷，请代表出来见面，要求戒严司令和矿长去俱乐部谈判。在刘少奇和广大工人的坚决斗争下，戒严司令等才软了下来，表示条件可以商量，要刘少奇下午再来谈判。刘少奇愤怒地说，如果不谈条件，即不再来。刘少奇返回后，李鸿程即写信给俱乐部，对于威胁俱乐部的行为表示道歉，并愿为双方进行调解。路矿当局见所施的各种手段都不能使工人屈服，俱乐部领导坚强，组织严密，工人十分齐心，加之驻军的软化，各界人士也都希望尽快解决罢工问题，因而不得不坐下来同俱乐部谈判。俱乐部在有理有利的前提下，也作了适当的让步。十七日夜达成协议。刘少奇代表俱乐部同路矿当局和各界调人草订了协约十三条，十八日早上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五日的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最后拟定的十三条协议，有的完全实现了罢工宣言中提出的条件。如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每月津贴俱乐部二百元；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头不得由监工私自录用等。有的条款俱乐部作了让步。如工资增加的幅度，根据工种有所调整；矿局欠工人的工资分期发给，不是一次发清等。“四人帮”横行时期，把这种让步当作刘少奇出卖工人利益的罪证，是毫无道理的。这种让步是在不损害革命利益的原则下，为了取得全局的胜利而作的让步，是革命的妥协。十三条协议是斗争的成果，绝不是什么投降的产物。把“不许妥协”，全部实现罢工条件，作为衡量一次罢工的领导者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机会主义的标准，是十分荒唐的。
善于运用斗争策略
在安源罢工中，刘少奇协助李立三从实际出发，决定斗争策略。一九二三年初李立三离开安源调武汉工作后，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职务。在“二七”罢工失败，全国工运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下，刘少奇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阵地，领导工人取得了斗争的部分胜利。
争取社会同情，是安源罢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李立三回忆，在派他去安源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向他讲过这个问题，要他在安源从平民教育入手，取得合法地位。罢工前，毛泽东又写信给李立三，指出“哀兵必胜”，罢工的口号要“哀而动人”。刘少奇和李立三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罢工的两次宣言，都体现了这个口号，婉而动人，却又坚韧不屈。罢工宣言向各界人士呼吁“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声明“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将宣言中的这些话当作刘少奇散布“活命哲学”的罪证来批判，说工人罢工怎么是为活命？！似乎只有每次斗争都要提出打倒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才是革命的。刘少奇和李立三在罢工中尽量孤立打击对象，利用路局和矿局之间的矛盾（路局方面对于罢工也主张和平解决），争取一切可能的同情者，那怕这种同情是暂时的，不可靠的。驻军在罢工之初对罢工的态度比较强硬，经过斗争，加之江西督军蔡成勋也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主张和平解决，因而态度转向中立。安源镇绅学商界的头面人物在罢工开始时也站在路矿当局一边，劝工人先复工再谈判，后经过刘少奇、李立三的工作，基本上也站在调停地位，同情工人的要求。工人中有一部分加入过红帮，红帮的头子担任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又多是他的徒弟，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名拉拢工人。刘少奇和李立三争取他们，使之同情罢工，至少不要破坏罢工。经过工作，他们不仅支持罢工，而且答应做到俱乐部提出的维持安源镇秩序的三件事：一、关闭鸦片馆；二、禁止在街上设赌摊；三、不发生抢劫案。罢工期间安源镇的良好秩序，同争取红帮有很大关系。而安源镇的秩序井然，也使矿上的一些职员包括高级职员为之震动，对俱乐部表示同情。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人在刘少奇领导下，采取退守的策略，同时对资本家的进攻毫不退缩。这样，不仅保存住了俱乐部组织，而且争取了部分经济利益，扩大了工人的福利事业。当时，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中滋长了“左”的情绪，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刘少奇针对工人中存在的一些过“左”的思想情绪，进行了艰苦的教育工作，个别的还采取了纪律措施。正是因为刘少奇运用策略得当，安源工人俱乐部在“二七”惨案之后仍然坚持了三年之久，直至一九二五年夏被封闭。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工作近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为中国工人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同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同志一起在安源共同奋斗的业绩，一直在安源工人中传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