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
庞朴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建设自己文化的过程中，纵非最难、也是很难的一桩事。当年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我国的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蛊惑人心的“左”派理论和政策，早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无产阶级服膺列宁的这个教导：“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青年团的任务》）
列宁这里提出来作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必要条件的两个“只有”，都是说的同文化遗产的关系：一个是
“确切了解”，一个是“加以改造”。了解和改造，都不免要涉及评价的标准；这个标准，我们一般是定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这样正反两面。
所谓“民主性”和“封建性”，在此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它包括有人民性、革命性和保守性、反动性之类的意思。它告诉我们，只有善于从政治上了解全部文化的属性和作用，并加以相应的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这些，无疑是我们区别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准。
从文化之作为文化来看，除去这种政治标准以外，是否还应有一些适合于不同形式文化各自特性的标准，譬如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之类呢？显然应该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文艺批评的标准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区别香花和毒草时，都说到应该有这类标准；尽管那里不是指着过去文化、而是针对当代文化说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形式文化，尤其是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文化，都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同自然关系的反映，或是关于他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就是说，表现为人类文化的社会意识，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认识现象；而它之所以成为社会现象，具有社会的属性并对社会发生作用，还是在于它是认识现象，是一定的人们对一定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从它表示着不同社会地位人们的不同角度或观点来说，从它对于社会起的作用来说，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而从它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有着深度、广度上的不同来看，从它有自己发展变化的历史来看，却又显示出它作为认识的特点。
社会意识的这样两种特性，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们要认识并掌握它们，并非一件易事。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因而不能了解社会意识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纠正了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着重强调了人的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我们今天许多同志却由此走向另一极端，离开意识的认识性，离开认识自身的逻辑发展，去研究社会意识，只想到它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不注意社会意识是一种认识，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麻烦。
评定文化遗产只知采用“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标准，便是其一。
按事物本性来说，既然任何形式的社会意识，都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认识现象，那末，它就不仅具有“民主性”或“封建性”的烙印，也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以及艺术性，即具有真理和谬误、美和丑的差异。这两方面的结合，由于种种条件的影响，又并非到处都是简单的、直接的，在很多具体对象上，民主性的不必就是真理或美，封建性的也不必都是谬误或丑。因此，我们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红纱障目，用前者去包括后者或排斥后者。
可是，多年来，教条主义在人们头脑里作怪，对于文化遗产，庸俗社会学的看法常占上风，“民主性”和“封建性”成了决定爱憎、判明取舍的简便法宝。而在封建文化中，能够发生成长并流传下来的真正民主性果实，着实少得可怜；于是以灿烂辉煌著称的中华民族文化宝藏中，可供吸收的精华也就寥寥无几，我们的古代文化介绍和研究工作，只好以贫乏而苍白的面貌在勉力维持。
就在这些贫乏而苍白的工作中，更有一部分只是假借“民主性”的名义来进行的；其实所表彰的却是遗产的科学性、真实性、艺术性等成分。譬如推荐历代官修史书和某些史料笔记，就属于这一类。说者宣称它们记录有真实史迹，可以窥见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反抗斗争，所以是“民主性的精华”等等。这大概叫做从“封建性”见“民主性”吧；其实它们本身是很少“民主性”可言的。老实说来，这一类遗产，其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根本没有或很少具备的什么“民主性”，而只在于它们或多或少包含着的真实性，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曾以“反面教员”的名义，披露过另一些遗产。因为在这类文化中，实在无法窥出什么“民主性”来，倒的确包含着某种科学性、真实性或艺术性的东西，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所需要，所以给了它一个“反面教员”的名字。这种“醉死不认这壶酒钱”的做法，是没有多少意义好说的。对我们有意义的倒是，这一类工作的实践，正好证明了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应该列为精华的标准，证明了这类工作所企图回避之点本是不可回避的。
人类不会抛弃历史上已经获得的真理。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代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把整个人类生活历程重新实践一遍；总是尽可能地接受前人和他人的正确认识，以减少自己的局限。这原是人为万物之灵的重大标志之一。否则，人类必将把自己弄到等于动物甚至不如动物的地步。
当然，世界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人。即使提倡“绝圣弃智”的老庄，事实上还是接受了若干前人和他人的“圣”“智”。原因在于人们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中充满了前人和他人的智慧。但是，“绝圣弃智”以及不甘承认异己学说的真理之类的理论，则是的的确确存在过并且存在着的。虽说这种理论甚至对其主人都不能充分生效；但是对于信奉者，却并非效应全无。它可以使人因人废言，因“封建性”而抛弃真理性，以及诸如此类。这样的理论，当然是要不得的。
有一个时期，这种理论在实施中造成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使人苦恼，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被称做“抽象继承法”的办法，试图来补苴罅漏。没想到治丝益棼，遗产的理论因之更加混乱。因为发明者信从通行的说法，认为文化遗产或是“民主性”的，或是“封建性”的；只能继承“民主性的精华”，不能继承“封建性的糟粕”。所不同的只是，发明者把“民主性”“封建性”落实为文化遗产（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要求在某些不容继承的“封建性”的具体意义中悟出可供继承的“抽象意义”来。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据说其具体意义是叫人学习诗书礼乐，这是“封建性糟粕”；但其中隐藏着学和习的关系，它是迄今仍然正确的抽象意义；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样来谈论具体和抽象，自难免于形而上学之讥；它所谓的“抽象意义”，实在不过是该一命题本意所在的真理颗粒；至于“诗书礼乐”这个具体意义，倒是论者囿于阶级分析之类的论调而生加上去的。所以此论一出，议者蜂起，指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因为它是在传统说法中去反对传统，在缜密思维下有许多不缜密之故。其实，只要如实地承认“学而时习之”之类遗产道出了某些真理，在“民主性”之旁给精华并列一个“真理性”或“科学性”、“艺术性”的标准，不拘守于一格，求真知于多方，事情就轻松愉快而且恰如其分地解决了。
人类认识本是一条无尽的绝对真理的长河，它不拒细流，包容一切相对真理。因此，使任何具有真理性的文化都汇入这条长河，使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个人精神财富变为人类的财富，即自觉地、主动地、无私地吸取一切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成果，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这便是我们的任务。列宁在回答“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时候说过，那是因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青年团的任务》）这两个“凡是”，连同开篇所引的那两个“只有”，正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指针。需要稍加解释的一点只是，列宁这里所说的“批判”，并非我们前些年风行一时的那种“批判”，它不仅绝不意味着打倒，也不限于政治上划界，而主要是指用工人运动的实践去检验过去的成果；这种意义的“批判”，就是我们常说的“批判继承”中的批判。
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恩格斯有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893年10月17日《致尼·弗·丹尼尔逊》）我们既已经历了灾难，我们必将得到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