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不是中国革命独具的特点？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人民信箱

　　“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是不是中国革命独具的特点？黄子纯同志：
来信收到了。你们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后，认为斯大林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合乎中国的历史事实的。但是，你们问道：“恐怕世界各国革命也脱离不了这一特点。为什么斯大林不说这是世界上各国革命的特点，而单独说成中国革命的特点呢？”
很明显的，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特点，是过去时期资本主义各国革命中所没有的。这个特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首先被发现的。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又可以成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的共通的特点。
我们大家所引证的斯大林关于中国武装斗争的名言，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中所讲的。这一段话是：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就是通常总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是武装很坏的人民举行起义，与旧制度的军队发生冲突，力谋瓦解旧的军队，或者至少部分地使旧军队转到人民的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的形式。一九○五年在我们俄国的情形，也是这样。在中国却不然了。在中国，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革命军队在中国的独特的意义也在这里。”
这个特点之所以首先发现于中国，就因为中国曾是一个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依附帝国主义的国内反动派，他们实行了最残暴的军事专制。并且由于侵略与统治中国的不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互相矛盾，因而也就使国内的反动派不能统一，而互相分裂，互相斗争，就给了人民以发动和坚持武装斗争的便利条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上，就在你们正在研究的那一节文字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明白地指出：“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自由。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异常正确的规定。”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论之一部，即“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曾经更详细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与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与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与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战争对于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自己国家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与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与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与战争时，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决不能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内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暴动与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的相反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战争与战略问题所作的精辟的结论。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过去二十余年间，在中国革命中犯了错误的人，大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违背了毛泽东的思想。在政治上是如此，在军事上也是如此。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忽视了武装斗争的严重意义。陈独秀在这次革命失败以后，仍主张在蒋介石恐怖统治下进行以所谓“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并且诬蔑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游击战争为“流寇”行为。这样，陈独秀及其一小群合作者就堕落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犯过左倾错误的人，也曾在一个时期内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曾经错误地设想中国革命可以依靠在反革命高压下发展城市罢工罢课等群众斗争来得到胜利，而不是依靠在反革命力量比较稀薄的乡村中发展农民武装斗争来得到胜利，因此他们不把当时的城市秘密革命工作和城市群众斗争服从于乡村武装斗争，而要求当时的乡村武装斗争工作服从于城市秘密工作和城市群众斗争。其结果，不但使城市工作遭受严重失败，而且使乡村工作受到损失。如果不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正确领导，克服了历次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革命的这一胜利的经验，对于尚在帝国主义及其国内反动派统治下的国家的人民是很重要的经验。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中被发现的武装斗争这个特点，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可以成为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革命的共通的特点。这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中，业已有所说明。这个提纲分析了“帝国主义还继续加紧准备着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战后的危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着革命化的影响，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巩固起来，并进行着拥护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接着，提纲指出“所有这些条件，都无限量地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广大民众政治觉醒的过程，引起了许多巨大的群众革命武装起义。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群众革命武装起义，都是在反帝解放斗争的发展，和国内阶级斗争力量的发展，彼此密切的特殊的配合中进行的。”
刘少奇同志在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譬如它们在以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我们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城市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追捕到完全不能立足，我们革命者就不能不跑到乡村和山上去用武装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果没有这样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工人阶级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是紧跟着这样的武装斗争的存在和发展的。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这就完全说明了，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革命所曾经独具的特点，而在现时的条件下，它可以也应该成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共通的特点了。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认为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该刊社论指出：“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接着特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经验对于印度的意义。在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兰那地夫曾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接受该社论所作的结论”，并且说：“由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列宁与斯大林的学说。这种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教训，对于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担负领导任务的印度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将是一个绝不会错的指针。”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对于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是必需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武装斗争，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来进行，那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并不是在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无条件无准备地来进行的。如果在客观条件方面允许进行这种武装斗争的那些国家中，这种武装斗争是否能得到胜利，在主观条件方面就决定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他们的领导是否正确。中国人民革命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胜利，即是因为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现在，越南人民武装斗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地，人民的武装斗争也正在广泛地发展着，这些斗争都是在各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其他各殖民地及附属国的人民，在帝国主义及其各国的走狗——各国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与进攻之下，没有“民主权利”，一切“合法斗争”的幻想日益破灭，他们在可能条件下也将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可以相信，只要他们有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并从斗争中获得了经验，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就能够走向胜利。
编者 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