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悼李季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雨夜悼李季
杜宣
三月九日一大早，突然得到上海文联丰村同志电话，说李季同志昨日逝世了。这个象狂飚一样袭来的不幸消息，使我全家为之震动。接着，闻捷同志的遗孤咏梅也赶来了，我们痛苦地无言相对，她说北京来电要她立即去京奔丧，要我代她向出版社请假。我送走了咏梅，又收到袁鹰电报：“李季八日下午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李季同志的突然逝世的消息，带给了我极大的悲伤和痛苦。我在书斋中，不停地踱着。感到累了的时候，就在摇椅里歇一会儿。我不愿任何人这时来打扰我，我完全沉浸在回忆的漩涡里，反复地想着我所知道的李季，他的作品，他的性格，我们每次聚散时的情景。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刚刚是他逝世的一个月前。
这是二月七日的晚上，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分，我忽然接到李季打来的电话，说他一个多钟头前到了上海，刚刚住进静安宾馆，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我的，要我去看他。我放下电话就赶去，他正好吃完晚饭回到房里。我们自去年十一月文代会后分手，到现在不过两个多月的样子。见面后，很自然地首先就是问他身体怎么样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他这十多年来一直有心脏病，并且抢救过多次的。他答复我却是很坦然的样子。他说：要是不好的话，我能来上海吗？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他告诉了我他来上海只打算住两天，因为北京的事情多而且乱，他无法多住。他谈了很多关于刊物和协会的情况，更多的谈了作家协会今后外事工作的状况和打算。我知道，从粉碎“四人帮”三年多以来，特别是近一两年来，他以带病之身，一直为刊物和作家协会的工作操劳，不顾由此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天，他兴致极高，谈锋极健，对当前文学上的一些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考虑到他刚刚下飞机，可能有些劳顿，所以九点多钟我就走了。临行时，他又说明晨他先去巴金同志家，然后就到我家，要我在家候他。
第二天一早，咏梅先来，李季来得也比约定的时间还早一些。我们谈了一会儿后就一同去漕溪路闻捷的孩子的家。正巧大女儿咏桔因婚假在家，二女儿咏苹又由江西来上海度假，都看见了，所以他十分高兴。大家都担心他的身体健康，他表示自文代会后一直在工作，没有感到什么不好。又从口袋中掏出两种心脏病的急救药给大家看，说万一发病了，有这些也没问题，表现出很有自信而又旷达的神情。晌午时分，我们一道离开漕溪路，在车上，他又约我明早去宾馆，我因另有他约，答应晚点去看他。第三天上午我又去看他。中午我们一道参加了巴金同志为他举行的便宴。因为这以后，我都有事情，不能再去看他，也不能送他上飞机。宴会后，我就和他告别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引起什么惜别的感情，因为除了“四人帮”十年禁锢之外，我们每年都有多次聚遇，象这类的小别，在我们的多年交往中是无法计算的。怎么想得到啊，这次小别竟成永别！
李季正在五十八岁的壮年，他是可以不死的。他可以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得了心脏病，这是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的。如果他不担负繁重的工作，一边休养一边进行有限度的工作，很有可能不会猝然去世。
记得一九七七年春天，“四人帮”被粉碎后，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听说李季病重，不能会客。但到了北京，我又怎么能不去看他呢？正在这时忽然得到李季打来的电话邀我到他家去。在电话中，我说：“听说医生不许你会客，不许激动。”他说：“不要紧，你来吧，看不到你，我会更激动的。”到他家后，他的夫人李小为同志告诉我，谈话不要超过半小时。这是十年浩劫后，我们第一次相遇。在他的充满了阳光的书房中，我们愤慨地谈着这十年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民族厄运。李季是很容易兴奋的，当他正在侃侃而谈的时候，小为同志就走进来向他提出警告说：“注意啊，你又激动了起来！”李季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只得抑制着自己的激动，在躺椅上躺了下来。我一看表，我们的谈话早超过半小时了。我只得告辞了。李季苦笑地和我告别。
一九七八年四月间，我访问罗马尼亚后回到北京。当时为了编辑《闻捷诗选》，我们在一起商谈过几次。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每次我们谈的时间都很短。当我准备回上海的前一天的上午，李季派车子接我到他家。这次谈的主要是闻捷的一些事情。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感到太久了，就向他告别。他表示约我来就是想和我一道吃午餐。我一看表，如果在他家午餐，大约还要谈上两个钟头，这样他一定更加吃力。于是我坚决要走，他也就没有强留，只是照例苦笑了一下。上车后，驾驶员对我说：“您为什么不吃饭呢？”我说：“待久了，怕他吃不消。”驾驶员感到我有点不近人情，他说：“厨房都准备好了……。”霎时间，我感到有些歉意。但再想一下，也就坦然了。在正常情况下，似乎是有些不近人情，但李季的情况是特殊的，我想小为同志知道了，一定会认为我做得对。
一九七九年，我去了三次北京。李季全日在工作。似乎已经没有人把他当作病人了。每次问他健康时，他都说好。这样一来，我也认为他已经过了危险期了。尤其是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他担负作协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住在西苑饭店，不分昼夜地把自己放在繁杂的工作中，居然没有发病，这就使人对他的健康，更加不在意了。
前不久，我看到巴金同志在悼念老舍同志的文章中说道：“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的确，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制止林彪、“四人帮”那帮阴谋家、野心家所造成的空前浩劫，致使许多作家、艺术家被残酷迫害而死，我们是应该感到有愧的。经过十年的残酷折磨，侥幸活下来的许多作家、艺术家们，健康也都受到摧残，我们应该十分重视这种情况。李季的早死，也是一次沉痛的教训啊！
从李季来说，他是死而无憾的。因为他毕生忠于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将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事业，他是实践了他入党时的庄严誓言的。但是作为李季的战友，我们对他没有足够的关心，没有减轻他的工作，这是多么不应该的疏忽啊！
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诗歌传统的国家，几千年来，历代诗人辈出。但是当代新诗运动中，有成就的诗人本来就不多，才华横溢的郭小川和闻捷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去年又失去了芦芒，现在又夺去了李季，他们都死得年轻。难道短命竟成了诗人的“宿命”？
窗外正飘着潇潇春雨。灯光透过宽阔的东窗，将光影投射到一株正在盛开的山茶花上，多么美的夜雨春花啊。但我无心欣赏它，我把窗帘拉上，好让思想飞驰到迢遥的北国，萦回在深沉的友谊之中。
李季是个多朴实的人啊，他的人和诗都是带着泥土香味的。他的诗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腔调，也没有一点受外国诗影响的痕迹。他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是三边一带根据地的革命牧歌。他是来自人民之中的，他的语言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语言，他采用的形式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和他的作品是融化在一起的。他的作品是紧扣着时代的脉搏，和人民大众的感情融化在一起的，因此他的诗，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界限。
李季和他的诗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