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话剧创作繁荣兴旺的一年
杜高 陈刚
人们把一九七九年称为话剧创作的丰收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年多来，话剧创作出现了一个令人喜悦和振奋的繁荣兴旺的局面。这是由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亿万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不断冲溃了极左路线和现代迷信套在人们精神上的枷锁。话剧艺术带着它所特有的反映生活的敏感性、鲜明的现实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迸发出它的艺术的光彩。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发挥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话剧创作的题材范围更加广阔了，思想探索更加深入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壮丽的新长征，成为这一年来话剧创作比较集中表现的新题材和新主题。舞台上出现了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和重大的矛盾冲突，出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既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有求实精神的共产党人的艺术形象。
一批从十年动乱的风暴中搏战成长的中年、青年作者，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处，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四化、要求前进的迫切愿望。他们敢于正视阻碍四化的陈腐落后的事物，敢于摒弃极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的做法，敢于揭露和鞭笞思想僵化者和官僚主义者的灵魂。这些话剧作品不仅真实地、比较深刻地反映出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现实，而且反映出人民群众要求除旧布新的时代感情。
一年来如春潮般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和比较好的话剧，如《报春花》、《未来在召唤》、《权与法》、《救救她》、《向前！向前》等，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给予广大人民群众以思想教育和精神鼓舞，在四化建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年来产生的话剧新作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突出地体现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时期的鲜明特征，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和思想的尖锐性，表现了严肃的政治主题。话剧《报春花》可以作为这一时期的一部优秀的代表作。作者倾注了他心中深挚的同情、强烈的不平、热烈的爱，塑造了一个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受着不应有的政治歧视，但全心全意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在屈辱中默默为人民辛勤劳动而有杰出贡献的女工白洁的艺术形象。这是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又感人至深的社会主义新人，而且是第一次被作家理直气壮地把这种出身的人物当作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引进了我们的文艺作品。作者同时也描写了
一位深受“四人帮”迫害，刚刚回到领导岗位来的厂长李键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剧本通过李键同党委书记吴一萍围绕白洁能不能树为劳模而展开的激烈冲突，热烈歌颂了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胜利。
另一部引起热烈反响的剧作《未来在召唤》，也同样是由于作者怀着对于祖国光辉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美好理想，以极大的尖锐性反映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严肃斗争，猛烈地抨击了把领袖神化的现代迷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使观众深受鼓舞的共产党人梁言明的生动形象。作者通过梁言明在戏剧中的全部行动，有力地证明了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并且把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深深地寄托在那些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的共产党人身上，这就使得这个戏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话剧《权与法》则是在我们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斗争的形势下产生的一部作品。戏剧通过一位正直诚实的女干部丁牧遭受的冤屈和诬陷，猛烈抨击了至今仍在腐蚀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封建特权思想。作者热情、勇敢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主题，塑造了为捍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坚持正义而英勇斗争的市委第一书记罗放这一很有光彩的艺术形象。《权与法》的真实性和它的思想力量在于，它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个别领导干部（市委书记曹达）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严重案件，暴露了社会生活的阴暗面；同时又着重地表现了革命的正义力量同这种现象所作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且通过戏剧冲突的发展，令人信服地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的官僚主义者是一定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的，光明必将压倒黑暗，正义终会战胜邪恶。
新与旧、革新与保守、实践精神与“本本主义”之间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充满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必然也会反映到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中来。话剧《向前！向前》，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拨乱反正时期激烈的思想冲突，批评了某些老干部因为因循守旧而成为新长征路上的严重阻力，但是经过斗争，终于使他们觉悟起来，思想得到解放，敢于摆脱过时的条条框框的束缚，重新迈出前进的步伐。
在这些新的话剧作品中，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如《报春花》中的白洁、《未来在召唤》中的李莉、《向前！向前》中的向来位、《撩开你的面纱》中的刘爱华等，这些人物已不象十七年时期我们话剧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人物那样思想单纯，而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考验，在动乱的岁月里成长，他们的精神上留下了伤痕，但他们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他们更富有敢想敢干的斗争精神，思想感情也更加深沉。这些作品中出现的有血有肉的共产党人形象，具有新时期的历史特点，李键、梁言明、罗放、周继武等这些领导干部，都是经历了几十年曲折复杂的斗争锻炼，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今天重新工作，仍然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他们热爱人民，懂得人民的苦和乐，同人民共命运。这些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新的斗争面前旗帜鲜明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硬骨头，是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坚。
从一年来话剧创作所反映的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我们看见了时代的真实面貌，看到了我国人民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还有暴风骤雨，还有悬崖陡壁。林彪、“四人帮”十年封建法西斯统治，给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和阻碍四化的消极现象与阴暗面。“四人帮”组织上的残余和思想上的流毒，决不能低估。一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特殊化和不正之风，也成为党团结人民群众向四化进军的障碍。通过戏剧创作揭露和批判这些消极现象，是必要的，完全应该的。那种讳疾忌医的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
但是，由于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它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一个反复认识的过程；同时，在主观上受认识水平、思想水平、生活积累、生活阅历以至表现手法等方面的限制，因此作家也就面临着如何正确地认识我们这个在斗争中前进的时代、如何把握我们时代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如何准确地反映这些社会现象的迫切课题。因此，当我们的作家把目光和笔触集中到反映青少年犯罪现象和批评干部特殊化这两类题材时，伴随着这类作品在舞台上的出现，也就同时提出了如何更充分地发挥戏剧艺术的积极社会作用，如何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社会矛盾等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问题了。
应该看到，在描写青少年犯罪的话剧中，出现了较好的作品，如《救救她》。作者一方面沉痛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对青少年的严重毒害，促使某些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同时又着重表现了社会主义力量对失足青少年的争取和挽救。许多青少年看了这个戏，受到强烈的感染和教育，觉醒起来，走上了自新的道路。这个戏之所以获得积极的社会效果，正是由于作者在反映这个消极的社会现象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的真实性上面，而是透过它们，去表现本质的真实性，发现、把握、歌颂那个更强有力的，决定生活发展方向的正面力量。因此，作者不去详尽地描述女青年李晓霞堕入歧途的曲折经历，也不把主要的戏剧场面让给流氓分子们来展露丑态，而是怀着庄严的感情和理想，塑造出方老师这个为挽救失足青年而忘我奋斗，充满了社会主义崇高责任感和道德感的艺术形象。方老师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对李晓霞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戏剧全部情节和冲突的展开，也是围绕着以方老师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对失足青年的热诚有力的挽救。
但是，在同类题材的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有的作者用过于感伤的笔调去描写青年的自甘堕落和绝望情绪，使人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还有的作者由于对真实性的片面理解，或者追求情节的离奇与刺激性，用自然主义的表现方法去过分渲染犯罪行为的丑恶，如凶杀和偷窃，耍流氓和说黑话等，这样也就使人们感受不到美好的事物必将战胜丑恶的事物，不能增强人们为美好理想而斗争的信念。这样，在观众中，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观众中，就不能不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
当然，也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如通过一个青年的行骗，来揭露和讽刺干部特殊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剧本应当肯定的优点和长处，作者写作剧本时是出于要引起疗救这些病态社会现象的良好愿望，勇敢地触及了尖锐的社会问题，暴露出当前社会生活的消极面，批判了存在某些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这个剧本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这个戏引起广泛的争论，也不是偶然的。许多同志对它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批评意见。是的，我们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某些干部的封建特权思想、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中发展到恶性的地步，这种流毒至今也没有肃清。但是必须看到，这些不正之风同我们共产党的性质，同党的光荣传统作风是不相容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不合法的。我们的文艺应当去暴露它和批判它。但我们的作家在表现这一部分消极现象时，必须充分看到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斗争，并不断克服和战胜它们的积极社会力量。更重要的是，当作家从现实生活的某一范围或某一部门看到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已在一定时期内成为那一个具体环境中的主要矛盾；但不能由此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认为干部特殊化和官僚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里出现的干部和青年的形象，虽有一定的生活依据，但是对于环绕着他们、促使他们行动的时代环境的描写，真实性和典型性却显得很不充分。同时，作者在对骗子的描写上，不适当地倾注了过多的同情，为的是把他行骗的罪责全部归于干部的特殊化，并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假如我是真的，那么就是合法的。”这就难免让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仿佛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保护者。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同时，在这样一个命题的指导下，作品对于干部特殊化和不正之风的揭露与批判，也就不可能是准确而深刻的了。
在我们话剧创作出现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出现少量有缺陷的作品，甚至出现某种不健康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百花齐放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在探索反映我们前进中的现实生活时难以避免的。这些作品也带着我们新旧交替、新旧交错的时代特征。它们不会淹没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