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队变富队的领路人——记新乡县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史来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河南通讯

穷队变富队的领路人
——记新乡县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史来贺
在国务院举行的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第二次授奖大会上，一位身体壮实的中年人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宣读《农业战线全国先进社队和全国劳动模范倡议书》。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史来贺。
从办合作社以来，史来贺带领着全村农民坚定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一个多灾低产、缺吃少穿的穷刘庄，变成了粮棉高产，牛马肥壮，楼房成排，机器欢唱，户户有存款，家家有余粮的富刘庄。同解放初期相比，刘庄的棉花平均亩产增长了三倍半，粮食增长了四倍半，总收入增长了三十多倍。一九七九年，全大队的总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元，每人平均分配三百八十元。社员住房、就医、孩子上学等十五项开支都是集体出的。
刘庄是怎么富起来的？史来贺说：主要是社员群众齐心协力、辛勤劳动的结果；社员说，“要想富，干部得领好路！”
革命为了大家富
史来贺是怎样领路的，这要从他入党说起。
一九四九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共产党员、土改工作队队长刘炳恒，找当时的民兵队长史来贺谈话。老刘说：“小史，你参加共产党吗？”史来贺问：“当党员和老百姓有啥不一样？”老刘耐心地对他说：“当党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坚决跟党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又问：“啥叫社会主义呀？”老刘笑着说，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从此，“让大伙儿都过上好日子”这个坚定的信念，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一九五二年，史来贺当选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他认为，庄稼人要想富，要先在土里找出路。刘庄地处棉花集中产区，史来贺就带领群众长期钻研植棉技术，一九五七年闯过亩产皮棉百斤关，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和鼓励。一九六四年，史来贺在“四清”中受了委屈，他不计较，不埋怨，继续领着社员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他和社员们一起，大风雪中，跳进冰水里修渠道，终于把七百多块坑洼不平的小块地改造成四大块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使全大队的棉花平均亩产由解放初期的二十斤提高到一百六十多斤，粮食平均亩产由一百七十斤提高到一千六百多斤。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大乱了十年，史来贺却领着刘庄人大干了十年。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有人说刘庄“生产上去了，路线错了”；还有人说什么“穷革命，富则修”。史来贺在刘庄苹果园里召开了党、团员和干部会。他气愤地说：“有人成天讲这路线，那路线，年终咱要分粮食，不能去分那‘路线’！”老史刚说完，人们就争着发言说，革命就是为了大家富，不是为了大家穷。谁的路线正确？年终看成绩。就在“四害”横行的这一年，史来贺和刘庄人横下一条心，白天务棉、粮，晚上盖楼房；还建成了一座造纸厂。这一年，全大队的总收入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近两倍。
一九六九年，一张十年收入分配表，引起了史来贺的注意。这张表上：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九年相比，刘庄总收入只增加六万多元；开支却增加四万七千元，其中生产成本增加一倍多。再看看分配情况，一九六○年每人平均一百六十三元，一九六九年只有一百四十一元，减少了二十二元。
统计表引起的变革
为啥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史来贺同社员们一起进行了分析：这几年，粮、棉产量虽然提高了，但是投资大，成本高。他们认为，这样搞下去会变成高产穷队；要想富起来，就要农、林、牧、工、副业全面发展。一九六九年，刘庄大队买进了第一台拖拉机，第二年又买进一台机床。史来贺同一些大队干部带头学技术，学管理，学摆弄机器。有了机器又解放出一批劳动力，投入到工副业生产中去。
十年来，史来贺带领着全大队社员，广开生产门路，先后建成了面粉厂、轧花厂、木器厂、机械厂、造纸厂等十来个工副业企业，年产值上升到一百一十万元。现在，刘庄大队拥有拖拉机八台，汽车四辆，大中型农具三百六十多件。机械化程度提高了，他们的骡马牛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倍，建起了奶牛场，奶牛发展到八十多头；鲜奶吃不完，就加工成牛奶冰棍和奶粉，又办了食品厂，加工奶糖和各种奶制糕点。由于队办企业的发展，刘庄大队的农业产值由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多逐渐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多，林、牧、工、副业产值由占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逐渐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当干部要享受在后
刘庄大队一年年富裕起来，新楼房一座座盖了起来，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员都欢欢喜喜地迁进了新居，史来贺还是住在原来的旧房子里。社员们再三劝他搬进新村，可是，史来贺还是那句话：“我同最后一批社员一起搬。”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是史来贺的一贯作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度过暂时困难，他用很大力量去抓生活，搞生产自救。为了让社员多吃一点，他甚至外出开会不带干粮。社员们眼看着老史一天天瘦下去，都恳切地劝他说：“老史，你带一点干粮吧！”可他总是摇摇头。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教育别的干部说：“困难的时候，干部的裤腰带就应该比群众勒得更紧些。干部要是吃饱了，就不知道群众饥了！”从此，别的干部也把群众的苦乐放在前边。
每逢过年过节，或者队里演戏、放电影，老史总是带着党员、干部下到饲养室，对饲养员说：“你们整天辛苦，难得有空看戏看电影，快走吧。”或者说：“你们一年忙到头，回家过个团圆年吧！”
老史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党员干部，对干部子女也从不护短。去年他的孩子在大队的果园摘了几个桃。老史立刻把孩子找来批评。孩子却说：“摘个桃有多大关系。”孩子的回话，引起了史来贺的深思：损害了集体不认错，口气还这么大。他深感加强对干部子女教育的重要。他对孩子说：“集体的规章制度是社员共同订的，干部子女为什么不带头遵守？如果想摘就摘，想拿就拿，这个集体还怎么管理？不能因为家长是干部就闹性子。”孩子主动向社员们承认了错误，老史也作了自我批评。别看这些小事，对社员的影响很大。每当提起这些事，群众总是满意地说，老史把心都替俺操到了，俺只有一个心眼干活了。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童明井 郭继明 郑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