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问题讨论

正确认识人治与法治的问题
吴大英 刘瀚
人治与法治问题是长期有争论的问题。作为治国的方法，搞人治还是搞法治，牵涉到能否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
弄清人治与法治的基本含义
目前，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既要法治，也要人治；另一种认为要法治，就不能要人治。这种争论的产生，在一部分同志中间，是由于对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没有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清人治与法治的含义。
我们认为，所谓人治，就是靠掌权者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治理国家。人治并不是不要法，但这种法，从属于掌权者个人的意志。他“言出法随”，一言可以立法，一言可以废法。国家的安危治乱，人民的祸福荣辱，系于掌权者一身。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治是排斥法治的，特别是当掌权者权盛一时，得意忘形时，他是绝不会甘受什么法律约束的。同时，人治必然伴随着特权，因为个人的权威高于法的权威，法只适用于别人，不适用于自己，这是特权最一般的表现。人治的理论基础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人治的人，可以是“明王”、“圣君”，可以是“暴君”、“寡头”。总之，国家的一切大事由一人定夺，没有什么法律和制度能够约束他。这种将个人（或少数人）置于法律之上的治国方法，就是我们所反对的人治。
那末，什么是法治呢？我们认为，法治就是靠体现统治阶级集体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这种法是按照严格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它一经公布施行，便保持其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任何人，包括立法者、司法者、老百姓以至掌握最高权力的人，都要严格守法。如果有的法已不适应客观需要，可以按法定的程序加以修改补充，或加以废止，另以新法代替，但不能因最高掌权者的去留而变更，也不能因最高掌权者的某种考虑而废止。真正的法治，是同“家天下”水火不相容的，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因而是同人治根本对立的。
人的作用不等于人治
主张既要法治、也要人治的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认为任何一种治国方法，都离不开人。他们把人治和人的作用完全等同起来。
我们认为，人治是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同法治相对立而存在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要研究、比较，作为治国的方法，究竟是人治好还是法治好，而不是讨论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如果说到人的作用，那末，人是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艺术等等活动的主体，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现象都是有人在里面起作用的。如果可以把人的作用同人治划等号，那末，人的作用也就同样可以和法治划等号了。有的同志也正是以法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去执行为理由，认为法治离不开人治，二者是互相结合的。这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人治和法治的好坏，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任何概念都有它特定的涵义和范围，不能任意增加它的内涵、扩大它的外延。打个比喻，机械化、电子自动化，都离不开人，因为机器、计算机都是人制造的，要人去开动、操纵、维修，那末，能不能说，机械化或电子自动化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只能称为人手和机器相结合呢？显然不能这样说。当然更不能把人的作用或人的因素与机器和计算机划等号。
有的同志为了论证人的作用等于人治，又把人治与阶级统治混淆起来，说人治就是阶级统治。我们认为，这有点牵强附会。阐述过人治思想的前人，都说得很分明，人治的人，一般是指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如孔子认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他心目中的人，就是舜、禹、文、武、姬旦。孟子认为：“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认为：“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王制》）董仲舒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汉书·董仲舒传》）说来说去，都是君呵！王呵！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希特勒可算人治极端化的典型，他曾经鼓吹，国家要用“领袖原则”来统治。他公开宣称，不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他的党徒则认为，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
由这些材料可以看出，人治的人，并不是指一个阶级。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各种类型的国家都是阶级统治，各种类型的法，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任何掌权者，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代表一定的阶级的。但是，这是就国家和法的本质而言的，它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是两回事，如果把这两个问题混同了，认为人治等于阶级统治，那末，法治也就等于阶级统治了。这样，人治与法治就没有区别，我们讨论的问题本身也就不能成立了。
有法不等于法治
有的同志以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法为理由，认为各个朝代都是人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我们认为，这样把法与法治完全等同起来，是欠妥当的。因为，有法，并不等于实行的是法治；只有真正以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和准则，又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能够切实有效地防止和杜绝掌权者个人的“人治”，才算法治。
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权威高于一切，那时的法，就是特权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不是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首先把皇帝凌驾于法之上。所以，法和法治这两个概念是需要区别开来的。不然，以为凡有法，就算实行法治，或者就算是所谓人治与法治相结合，那末，纳粹德国也有一大堆法律，蒋介石统治时期也有一套《六法全书》，那也就要承认他们是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治的主张由来已久，但是，这些主张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作为治国方法的法治，不是孤立的，必须有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基础，才能实行。这在封建社会是根本办不到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一大功绩，就是它举起了民主的旗帜，这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三权分立，普选制，议会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种思想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在历史上确实起过进步作用。但是，这种法治完全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是为巩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社会主义的法治，同资产阶级的法治，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它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它突破了资产阶级法治的局限性。但是，即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了法，也并不等于就能很自然地实行法治了。只有在完备各项法律的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其中包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国家的管理体制，各级领导工作人员的选举、监督、罢免制度等等，并且在这些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因此，认为有法就等于实行了法治，那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人治与法治不能互相结合
认为人治与法治有内在联系，应该互相结合的观点，表面看来，是不失偏颇，公允全面的；实际上，如果按这种观点去做，会给个人专制独断留下地盘。因为这种观点，是把掌权者个人或少数人与法律和制度列在同等的地位，具有同样的权威，这是与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根本不相容的。
法治在本质上是排斥个人专制独断的。马克思在谈到普鲁士王国时指出：“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从此统治着他的全体臣民的，就不是那僵化了的法律，而是那充满了感情的国王的活的心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2、413页）这种治国的方法，当然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如果我们现在还要把它拿来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岂不是意味着在治国方法上的一种倒退吗？！
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也应该承认，我们现在只是刚刚走上法治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上不坚定地沿着这条轨道走下去，那是异常危险的。
我们主张法治，是不是宣扬法律万能呢？不是。从被宗教迷信所缠绕的唯心主义者看来，上帝是万能的。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单独的事物，都不是万能的。我们只是从大量事实中看到法治比人治好，同时也发现，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的结果是没有法治，只剩下了人治，所以，我们才反对这种互相结合。
有的同志说，你们反对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那岂不是只要法治，不要党的领导了吗？这也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了。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核心。我们的法治，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法治。法律和制度是党领导制定的，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这怎么能说法治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呢？而且，把反对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说成是不要党的领导，那岂不是把党的领导与人治看成一个东西了吗？党是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只有“家长制”、“一言堂”才是人治。把党的领导与人治看成一个东西，是对党的性质和党的组织原则的一种曲解。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应该承认，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华国锋同志这段话的精神，也完全适用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要实行法治，必须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正确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从法律上健全我们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