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司徒乔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记司徒乔二三事
马国亮
司徒乔遗作又在北京、广州展出了。我想起他的画，还不禁想起他这个人。司徒乔性格爽朗、直率、敦厚善良，生活简朴。他对旧社会的不平感到愤慨。他对穷苦受压的人无限同情。他以他的画笔向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宣战。远在他的绘画技巧成熟之前，他就认识到一支画笔的使命。他要成为苦难人民的代言人。
一九三三年二月的一个下午，司徒乔兴冲冲地跑来看我，要我马上到他的住处，看看他前一天刚画好的两幅画。他那种迫切的、有时带着孩子般天真的坦率，即使你在百忙中，也往往难以推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了急于要你看到他的新作，他会给你打个电话，或干脆把他在郊外或街上刚完成的作品直接带到你眼前。他要有人和他共享收获的喜悦。
当时我在上海良友公司工作。我的办公桌上摊满了照片和文稿，正在编选下一期《良友画报》的稿件。我匆匆收拾一下，随他到了他的寓所。在一间他自己称为既是画室又是会客室也是卧室的房间里，他让我看了两幅油画，画幅都不大。一幅是两个穿了戏服的女人。另一幅是个半身的男孩，头上戴一顶破旧的红帽子，面上是一个涂得很拙劣的花脸；淡淡的眉毛下面藏着两只神色迷惘的小眼睛。这是他昨天在马路上见到的几个卖艺者，特意带回家里画出来的。街上的穷苦卖艺人、乞丐、或守在路边等待出卖劳动力的苦力，经常成为他的描绘对象，这都是朋友们所熟知的了。鲁迅和沈从文都说过，正当别人忙于写漂亮的模特儿的时候，司徒乔却爱贫民窟的车夫，街头苦丐和黄沙迷漫的原野。
乔给我看这两幅作品，象往常一样，他并不要求你对他的诸如构图、设色等方面提意见。如果他说，“你看怎么样？”那是问你对他画的内容有什么意见。此刻他连这话也没说，我忽然发觉，一刹那间他象忘记了面前的是一幅画。他凝神注视着画中的孩子，轻摇着头，带点感伤的语调说，“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样的吧。”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遗憾的是，我在这次展览会的编目上没发现这两幅画。可能也是在一九三七年日机空袭南京时毁了。
我和司徒乔认识，是我开始参与《良友画报》编务的时候，良友公司的创办人是在广州岭南大学念过书的。因此凡是岭南的校友，到了上海，都无例外地会到良友走动。其中有冼星海，也有司徒乔。由于这种关系，早在一九二六年画报问世没多久，就在第八期上介绍过他。说他“描写生活，尤其画下层阶级人物。二月前在北京中央公园展览……”这里说的展览，就是鲁迅买下了他的《五个警察一个○》和《馒头店门前》两幅画的那一次。两年以后，在第二十五期上面，又刊登了他为鲁迅画的速写像，同时刊登了画报当时主编梁得所写的鲁迅访问记。这是良友公司和鲁迅的第一次交往，从中介绍的就是司徒乔。其后还多次介绍他的作品。当时徐悲鸿对他有过这样的评语：“司徒先生对色调之感觉，为当代最敏感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
一九三一年八月，司徒乔和冯伊湄结婚。冯伊湄对于乔，是他一生中有极大关系的人物。不只是因为冯是个诗人，能写一手好散文，还会画画。更重要的是她对乔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她一直守在乔的身边，在艰苦的岁月中，失意时给他慰藉，困难时给他帮助，生病时给他护理。这是乔最少不了的伴侣，乔的创作成果，是和她分不开的。他们婚后从广州到苏州蜜月旅行。旅途中她曾以“秋子”的笔名，记下了那次活动。她提到他们游拙政园的时候，乔要画一张水彩风景。但因久不作水彩，很不顺利。易稿多次都不能满意。后来换了个地方，终于完成了一幅《古木》，乔快活到唱起歌来。关于这事，冯伊湄还说，从这画开始，乔已显露出他的不同的作风。即不限于悲天悯人，对着贫穷哀愁叹息，而着手于“尽量表现人间的美与爱，宇宙蕴藏的热与光，唤起人间的实现这些宏壮的力”了。
乔热爱艺术，热爱创作，热爱人民。他经常忘我劳动、忽视他患了二十多年的肺病，是导致他早逝的原因。他还有待他完成的画稿，还有许多未见于笔墨的构思……
冯伊湄曾记下乔的一段话，这段话对逝者和我们，都应是一点安慰吧：
“你以为一切的过去，真的已成过去了么？所有的过去，都不是存在于现今的我里、并且还暗示着创造着我们的未来么？它何尝消失却。它岂不是生存在我们此刻与将来的每一举动或思索里，又何必常为已成陈迹而惋惜呢？”司徒乔认为人生是不朽的。是的，在我们心中，他并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