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教授应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发表讲演 科技人材培养和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杨振宁教授应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发表讲演
科技人材培养和学校、科研机构的管理
新华社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电　著名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不久前应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邀请作了一次讲演，谈了有关科技人材培养、学校和科研所管理等问题，引起科技界的兴趣。
杨振宁教授说，我曾经同我的老师泰勒讨论过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成功的因素。泰勒说，一般人觉得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资金，他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有的发展中国家钱很多，但发展并不很快。反过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刚开始时经济上极端困难，可是他们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工业发展遥遥领先。泰勒认为，这里面的道理当然很多，不过主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使他们的人民都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在二次大战中，虽然他们被破坏得很厉害，可是他们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相当多，所以他们战后工业才有这样惊人的发展。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我想，中国大学的学生人数是太少了。
杨振宁教授接着讲了对目前中国大学生专业分布的印象。他说，我听说一九七八年全国考取预备选送出国的人中，报考学农的很少。中国从事农业方面科学研究的人数也少。美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以前，设立了所谓“有土地的州立大学”。这个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给所在州的农业作出贡献。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的农业大大发展了。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学农不发生兴趣，怕将来到农村去，把农村工作看作是很苦的，没有出路的。假如真是这个原因，我想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所能解决的。我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讨论。如果不讨论的话，一个有九亿人口的国家，整个现代化要搞上去是有严重困难的。
杨振宁说，据说一九七九年夏季全国高校招生考试，考化学的学生比较少。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是念粒子理论物理的。粒子理论物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我相信在三十年、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肯定会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会影响世界生产力的。但是，这是从长远观点讲的。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分布，各国需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了，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也许会使许多应该念化学的却想来学基本粒子，这类问题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关于学校和研究所的管理问题，杨振宁说，中国对学校和研究所的管理，与美国有很大差别。中国研究人员在念学科时的训练比美国专，这是采取在比较窄的范围内打深井的办法。在中国做研究工作的人，经常有可能被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然这也是增广知识的一个方法。但从总体上讲，这恐怕不是一个效率最高的办法。我感到，从工作效率来讲，在念书的时候，学习的面比较广一些，后来通过自己比较广泛的接触，向各个方面发展，这方法对出研究成果是效率比较高的。
杨振宁还讲到他的另一个印象是，中国对于资历比较深的研究人员和教授，相对地讲，给了非常重的责任和非常高的荣誉，而对年轻人的意见不太重视。他在介绍美国的情况时说：我们的研究所比较小，有十个教师、十个从世界各国来的研究员和二十五个研究生。我们所需的经费，一部分是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来的，一部分是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来的。科学基金会每年要把八、九亿美元的经费分给各个主要大学里的各个研究机构。我们每年要写一个申请书到基金会，说明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设备，在做什么研究工作，需要多少经费。基金会就把申请书寄到研究类似项目的地方让他们审查。这个审查，并不因为这个申请书是我写的，就说这个人有点名气，五十几岁了，不必审查了。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申请书送给很多年轻人去审查，其中有的三十多岁，有的二十七、八岁。我们研究所的报告有时被送到十几个地方去，让有关的研究人员评论。基金会将这些评论集中起来，对提案是否值得支持和经费合理不合理作出最后决定。这里，年轻人提意见的比例，比年龄大的人大。因为每一个学科里，最生气蓬勃、能够决定学科前途和方向的，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的意见应该被重视。
杨振宁教授最后说，他想，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发展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提高生产力的体制，这对现代化是必要的。例如学科怎么分法，必须由一些内行的人和不是在做业务工作、可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合作起来，才能提出适当的措施。关于科研经费的支配，尤其在经费不太多的情况下，这个分配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环节。他说，美国的研究工作分成三项：基本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一般大学里做的研究工作，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研究，比如我们所做的基本粒子理论工作、实验工作等。应用研究有许多也是在学校里做的，所不同的是不在原理方面探索，而是在应用方面探索。另一种是发展研究，就是把基本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已有的原则性结果，发展成一个真正的生产设备。美国这三方面研究经费的分配，发展研究的经费占比例最大，比基本研究多二十几倍。我想，中国的比例恐怕要小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虽然非常需要发展性研究，但也不能够忽略基本研究。到底什么样的比例才适用于中国，这需要商讨，恐怕需要制定一个体制，使其能完满地解决非常复杂的决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