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要善于刻画人物的灵魂
周介人
人们常常称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们也往往从文学的社会效果，即它能够影响、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思想，来理解这个称号。这样的理解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我以为这个称号之所以为世人公认，不仅由于它确切地表明了文学的目的，而且还因为它形象地揭示了作家所从事的艺术劳动的特点，就是对某个特定时代人的灵魂的探索、剖析和再现。作家只有首先了解、研究了人们的灵魂，才能艺术地再现人们的灵魂；只有再现了人们的灵魂，才能借其对人们思想、感情、心理的影响而发挥文艺的社会效用。否则，作家就难以胜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神圣的工作。
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作家、批评家都是这样来解释创作劳动的特点的。《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在对别人说明自己的职业时，明确指出：“我是观察人心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过：“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鲁迅先生同样说过，他的创作就是为了画出“国民的魂灵来”。这些都说明，那些有艺术造诣的作家，都非常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刻画人物的灵魂。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控制我国文坛时，创作劳动的这一特点却被根本抹煞了。“四人帮”不准文学传达出人民跳动的脉搏和真实的心声。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成了“禁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已经在探索和表现人物的灵魂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成绩。揭露林彪、“四人帮”留下的精神创伤，同时，以美的魅力显示道德与情操的力量，去矫正那些被扭曲的灵魂，去滋润那些贫瘠的心田，这已经成了七十年代后半期我国文学的突出主题。这就是说，三年来的文学创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但同样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我们的某些文艺作品也常常反映出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艺术生产力的“伤痕”。
我们往往读到这样的作品，它们虽然抛弃了过去十年间所流行的图解预定公式的通病，但却又把一种陈旧的、早已被遗忘了数十年的老故事奉献给读者：一段曲折离奇的情节，折磨着一群听凭作者随心差使的主人公，一会儿是过度的忧伤，一会儿是突然的惊讶，一会儿是夸张的欢乐，悲欢离合似乎都有，但是，没有真实的人物，没有自然的感情，没有有血有肉的灵魂。读完这样的作品，并不能唤起真正属于艺术的美感，而只能刺激某些年青读者的好奇心，而刺激性的饮料是不能给人以营养的。只追求情节的离奇、故事的曲折，而不注重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这样的作品是没有艺术力量的。
有些同志往往把这类作品的缺点归罪于“解放思想过了头”。实际上，将文学等同于社会趣闻，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的“解放”，恰恰是思想的束缚、观察力的肤浅、想象力的贫弱。当着作者还不善于将笔触深向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时，当着作者还不善于以人物内在的心理和道德力量来打动读者时，他就只能乞求于用作品外在的情节来刺激读者，将“灵魂工程师”的工作降到趣闻编织匠的水平。
有些同志担心，如果将“观察人心”作为作家的主要工作，会不会使文学脱离时代重大矛盾而囿于个人心灵的小天地中？这样的担心是事出有因的。我们确实读到过一类作品，对人的内心的一角有着异常细致的观察与描写，但是，作者披露的这一角却同当前千百万人所关注的社会矛盾并无多大联系。这类作品作为一花，当然自可存在。但是，艺术是作家与读者之间思想感情的一种交流。如果作家所宣泄的感情只是个人小小的悲欢，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激动与思考，不能唤起他们的回忆与想象，作品的生命力也就有限了。因此，一个具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决不应该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远离社会风云的心灵一隅之中。
我们说，作家应该探索和表现人的灵魂，首先是指探索和表现千百万人心灵中那些植根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种种渴望与追求、苦闷与喜悦、同情与反感……作家要能够对人民的、阶级的情绪与愿望产生敏锐的感应与共鸣。这就首先要求作家自己具备高尚的、美好的灵魂。鲁迅先生逝世后，中国人民曾以“民族魂”的崇高称号奉献给先生的亡灵。这“民族魂”，应该是一切立志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作家们追求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