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经历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在中国的经历
〔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编者按：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是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十周年。
斯特朗生于一八八五年。本文是她八十岁时为她的一本文集写的自序。斯特朗在这篇自传性的文章中，扼要地记叙了自己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一生的经历。她早期在美国从事进步文化工作，后来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前往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七○年期间，斯特朗曾六次访问中国，并且在中国度过了她最后的晚年。斯特朗热爱中国，对中国人民怀着真挚的感情和希望，对中国人民的领袖怀着无比的敬仰。在这篇文章中，她以朴实的文字，叙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使读者了解她的生平，本报摘译发表这篇自序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插题是编者所加。
初到中国
一九二五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我已四十岁，正好过了前半生。我一生六次访问中国。访问的时间都选择在发生某些重大而明显的革命变化的时期。一九二五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南方则出现了变革的迹象。孙中山在广州已成立了一个国共合作的新政府。正当省港大罢工时，我访问了这个政府。
两年之后，即在一九二七年，我从上海顺长江而上，到武汉去拜访那里的革命政府。我停留在武汉，直到那个政府不再革命，并开始镇压工农的时候。我随同鲍罗廷（孙中山先生的顾问——译者注）和其他撤回去的俄国顾问，乘汽车穿过中国的西北和蒙古沙漠，回到了莫斯科。我在武汉时也曾去南方的湖南旅行，那里的革命由于最为“赤化”而遭到了镇压。甚至革命的敌人也在谈论革命的事迹，这证明中国工农中兴起的新生力量的强大。
这头两次访问，为我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一书，提供了写作材料，那本书主要写的是武汉和湖南革命。
革命的武汉政府垮台后，我十年没有再回中国。我对南京蒋介石政府没有兴趣，那个政府只不过是中国军阀政权的翻版。中国的“苏区”在江西和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了，但是一个外国人是不可能到那里去访问的。以后是中国红军开始了长征。这个转移震动了全中国，并把共产党带到了全民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底，我再一次到了中国武汉。在一种临时安排之下，我坐了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专车，从武汉到了著名的八路军总部。那里的共产党军队，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之下，已经在制订现在所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们正在取胜，因为他们得到了一向仇恨丘八老爷的农民的全力支持。共产党使农民看到了一种新型的兵士，他们从不奸淫抢劫，而是尊敬农民，帮助农民收割庄稼，而且特别是还教育人民，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教他们怎样进行战斗以争取胜利。
国共合作的好景并不长。国民党的将军们，害怕共产党由于组织农民抗日成功而在北方取得的威望，开始从后方攻打共产党的部队。很多蒋介石的北方将领投降日本，变成日本的傀儡来打共产党。这种作法得到了重庆的宽容，他们把这叫作“曲线救国”。
报道真相
一九四○年底，我本想从莫斯科回美国去，可是希特勒已封锁了所有通过欧洲的交通线，我就乘飞机从阿拉木图飞到重庆。我同周恩来谈了话，一九三八年我在汉口曾第一次同他会过面。他在重庆时是八路军的代表。
这时我得知在华北和华东，共产党已有了五十万人的军队。往北，他们和东北义勇军取得了联系，切断了北京周围的铁路，并在城里张贴标语；往东，他们到达了山东沿海。这种“控制不住的扩张”，即使打击了日本人，却使国民党的将军们非常恼火。从一九三九年起，华北和华东的许多国民党将领，就一直在攻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甚至向日本飞机发信号，暴露他们的驻地。周恩来把这些事件给我作了很长的说明。他要求我在接到他的通知之后再公开这些情况。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乘船将要到达旧金山时，蒋介石向新四军的后卫部队和医院发动了那次臭名昭著的屠杀（即皖南事变——译者注）。在纽约，我接到了通知：“发表你所知道的情况”。这个通知还附来一个文件，那是中国共产党重组新四军的正式命令，指示继续打击日本人，同时防范后方的亲日派汉奸。（编者按：当时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真相，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第一个向西方透露事实的外国记者。）
我在纽约各报大字标题的新闻中，发表了蒋介石不再统治着一个统一的中国，也不再指挥着一个统一的军队的事实真相。我还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更详细的报道。那些与美国政府关系比我更密切的人——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和指挥美国对华援助的史迪威将军，也向华盛顿报告说，蒋介石不是可以信赖的抗日盟友。但是史迪威将军却在蒋介石的要求之下被召回了，“中国专家”后来也被麦卡锡赶下了台。
访问解放区
日本战败后，一九四六年六月，我第五次来中国旅行，我乘着没有座位、改装过的美国军用飞机，从旧金山飞往上海。蒋介石正在公开对中共作战，但是没有什么进展。马歇尔将军企图用调停的手法把共产党排挤出他们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土地。
所谓“军调部”，由美国人担任主席，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相等数目的代表参加。当时，任何拥有记者证的新闻记者，都可以到中国内战中一切有争议的地方去旅行，而且是免费旅行。我马上决定这种情况延续多久，我就停留多久，共产党解放区能访问多少，我就访问多少。
后来我乘飞机在那些解放区旅行了九个月，在延安住了好几个月。
我把关于解放区的政府、经济、战略和生活各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政策的描述，写入了我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
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初乘最后几架美国飞机中的一架离开延安的。“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否则你会走不了。”毛泽东当时对我说：“你不能去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但是你已经得到了关于我们的全部材料。等到我们再同世界联系时，你可以回来。”他认为，这“大约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
当我离开延安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我愿意度过后半生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在延安讨论各种问题当中，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在不断开阔。
重返故地
一九四八年九月，我开始动身回到中国来，并以为可能是永远回来了。但是却走了十年才走到！
阻挡我来的第一件事是在莫斯科等待去中国东北的出境签证一直等了五个月还没有等到。在这以后，俄国人把我当作“间谍”抓了起来，并通过波兰把我赶回美国。在这以后的六年当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共产党员愿意同我谈话。一九五五年莫斯科宣告我无罪，说是对我的控告“没有根据”，我才重新再同中国联系，并再一次得到邀请。但是这时美国国务院拒绝发给我护照。仅仅为了离开美国，我就进行了三年的合法斗争。一九五八年八月，我终于到达了北京，为了要到北京，我早在十年前就已出发了。
我找到了为此而来的工作：那就是为我的美国同胞们来写中国革命，同时也是为世界其他各地对此有兴趣的任何人们而写中国革命。看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现在出版《中国通讯》，用六种文字寄发到比我所能看得到的更多的国家，寄给比我认识的更多得多的人们。
当我向我的中国朋友们提出想留在北京时，我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我希望学习和写作。”我现在还在学习和写作，并且希望继续学习和写作下去。
（陈德年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