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
《历史研究》今年第一期，发表了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
文章指出，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的准备阶段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是，它不是夺取政权、最后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平均主义越来越成为累赘。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农民起义，能以平均主义作思想武器而取得胜利的。
在二千多年的农民战争史上，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从金田起义，特别是永安突围以后，到定都天京，革命形势发展之迅猛，不仅超出清政府的意料之外，而且也是洪秀全等始料不及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归功于“天国”理想的宣传和在太平军内部的严格实行。但是，平均主义思想制度的作用是不可能持久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大搞平均主义，把太平军内部的圣库制、供给制、男女别营制等，推广到全社会。洪秀全等人无视经济规律，迷信行政权力，结果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经济繁荣的南京城，一下子就变成了萧森冷清的大兵营；大量手工业工人逃亡，生产锐减；数千
“机匠”（无产阶级的前身）暗通清军，策划叛乱。人民理想中的“天国”，遭到人民的反对。
一八五三年四月以后，太平军收复上游，安徽广大地区人民“抗命”，反对太平天国的公有政策。洪秀全派石达开到安庆“安民”，石达开的思想作风比较现实，“不甚理会俚教邪说”，来到安庆以后，“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银漕悉依旧制”，“照旧交粮纳税”。另一方面，“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结果“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石达开在上游的措施曾经被后人斥为“封建复辟”，但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些措施，就没有太平军西征的胜利。曾国藩不怕你搞平均主义，就怕你搞封建主义。总之，当革命初起，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
文章指出，今天，大家对王仙芝以“平均”，黄巢以“均平”相号召，对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口号，鉴赏不已，对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捧上了天，却很少说到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怎样把这三次大规模革命运动引向失败。尤为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全部农民革命领袖中，我们往往把李自成看作是最杰出的代表，而把朱元璋当作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的典型。朱元璋统一中国以后，从农民革命领袖完全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是阶级本质的转化。对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革命领袖来说，这种转化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但在一些人们看来，朱元璋似乎不应该建立根据地，而应该象李自成那样进行流寇式的作战；他似乎不应该那么重视生产，大力组织生产，建立正常的财政制度，而应该象李自成那样老是在搞“劫富济贫”，“追赃助饷”。我们评价农民革命领袖，不能以平均主义口号为最高标准，谁的平均主义调子最高，谁就是最杰出，而应该以实践后果，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为主要依据，谁的贡献大，谁的评价就要高。
文章认为，既然平均主义危害那么大，对农民战争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作用，革命导师又经常批判平均主义的反动性，那为什么还会在我国史学界大走红运，被捧为评价农民战争的最高标准呢？有四个原因。一是左倾思潮作祟。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四害横行期间，我们对现实、对历史，都有一个脱离实际的过激倾向。思想务求其左，调子务求其高，而不问客观条件如何。平均主义是极左的狂热，符合我们的口味；二是我们习惯于拿先验的思想作为判别是非的尺度，而不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此，评价农民战争注重于口号、理论，而忽视其实践后果；三是缺乏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民战争一味护短、拔高，谨小慎微，生怕被扣上“污蔑劳动人民”，“污蔑革命”的政治帽子。我们对平均主义的无原则的吹捧，实在也有这种政治方面的苦衷；四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在作怪。这是主要的，根本的。斯大林说：“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我国有二千多年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历史，到解放前夕，中国还是一片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直到今天，许多部门还没有根本改变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小生产状态。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状态，使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