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党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深切怀念党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
薄一波 刘澜涛 程子华 聂真
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胡锡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九年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从反革命的需要出发，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六十一人”大错案，疯狂地迫害革命干部，胡锡奎同志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长期被关押监禁，受到非人的待遇，抱病狱中，不得治疗。林彪、“四人帮”竟变本加厉地进行迫害。当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时，那个“顾问”还授意，多次给他注射强心剂，进行惨无人道的“突击审讯”。胡锡奎同志和他们斗争到最后一息，于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含恨逝世。
胡锡奎同志是湖北省孝感县人。在青年时代，他怀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烈仇恨，从《新青年》、《向导》等刊物上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他曾两度发起组织孝感县暑期学校，并被推选为校长，在青年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和一批青年骨干一起，组织领导了孝感市民响应“五卅”运动的反帝示威游行。一九二五年，他到南京东南大学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年底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的革命活动很快引起了反动军警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军阀孙传芳下令通缉他。他事先得到消息，立即转移到上海。不久，党中央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列席了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遣回国，到上海后，在中央组织部做地下交通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北平、天津、唐山地区做地下工作。他先后主编党的刊物《北方红旗》、《出路》、《火线》，经常深入工人住宅，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并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唐山市委书记、北平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六月，由于叛徒告密，胡锡奎同志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有几十人，都关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当时，敌人不分日夜地审讯拷打被捕的人，威逼利诱他们供出组织，出卖同志。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敌人严刑逼供，相继叛离了革命。面对这种严峻的环境，胡锡奎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决定挺身而出，保卫党的组织，粉碎敌人的进攻。他们在难友中秘密开展了艰苦的工作，鼓励同志们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次，胡锡奎同志从一份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毛主席率领的工农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的消息，十分兴奋。他立即在监狱里进行宣传鼓动，说：“红军打了大胜仗，蒋介石的统治长不了。”这个情况被同监房的一个叛徒密告了敌人。敌人立即把锡奎同志押到刑讯室，说：“你在外边闹事还不够，竟敢到这里来做政治报告。”并拉出叛徒当面对质，重打他二百军棍，加上重镣手铐。胡锡奎同志支撑着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从刑讯室出来后，一路上故意大骂：“无耻！无耻！你们让×××出来咬我！”机智地告诉其他监房里的战友们出了叛徒，准备对付敌人。就这样，胡锡奎同志以自己的英勇革命行动，为难友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团结难友们，战胜了叛徒的出卖行为，敌人审讯了一个月，一无所得。最后按国民党“紧急治罪法”判处胡锡奎同志死刑。一九三一年八月，胡锡奎同志与其他几十名共产党员一起，从北平宪兵司令部被押送到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再次受审。当时，在如何处理这一批共产党的问题上，敌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胡锡奎同志同其他几十名共产党员利用“九·一八”前夕的革命形势，和敌人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敌人改变原判，将死刑改为十四年徒刑，被押送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进行“反省”。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派来职业特务，宣布对“政治犯”实行限期审查。规定六个月为一期，“反省”者即可出狱，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当时党支部提出：要象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一样，粉碎敌人的“审查”。胡锡奎同志立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绝不向敌人屈膝投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经受住敌人的三次“审查”。敌人黔驴技穷，借口他在狱中闹事，把他连同其他三人押走，扬言要枪毙。胡锡奎同志义无反顾，用坚定的眼光向战友们告别。但是敌人的囚车没有开到刑场，却到了军法处。原来敌人企图用“假枪毙”的伎俩胁逼他“反省”、“悔过”。在军法处，四个人中间的两个人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叛变出狱了。胡锡奎同志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奈，只得又把他押回草岚子监狱。
一九三四年，为了抗议敌人的迫害，争取改善狱中条件，狱中党支部发动了一场英勇的绝食斗争。胡锡奎同志当时病后体弱，在绝食斗争中，和其他体弱的同志，面临着死亡的严峻考验，每坚持一分钟，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但是必胜的信念和共同的目标激励着每个人，坚持到第七天，敌人被迫答应了条件，这次绝食斗争获得了胜利。一九三五年春，敌人见自己的“感化”政策动摇不了共产党人的信念，阴谋对那些骨干分子下毒手。他们把胡锡奎同志和其他十一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加上重镣，单独监禁，等待执行。后来由于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何梅协定”，国民党党部和宪兵三团从北平仓惶撤离，这些同志才幸免于难。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于党组织的营救，胡锡奎同志和战友们胜利出狱。在长达五年多的时间里，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承受了敌人的极大摧残，经受住了考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党的忠诚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锡奎同志担任冀东特委书记兼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他化名王瑞清，和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等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二县十多万人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占领了六座县城，摧毁了十九个县的敌伪政权，建立起七万人的抗日武装。这次起义威慑了日寇，震动了全国，有力地配合我军的正面抗战。尽管起义的胜利成果没有能完全巩固下来，但是仍然保持了一支抗日武装，并且在抗战初期，依靠这支武装，建立起冀东抗日根据地。
从一九三九年到抗战胜利，胡锡奎同志一直战斗在晋察冀根据地，先后任北岳区党委和晋察冀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在这期间，他主办过党内刊物《战线》，创办了《工作通讯》。在北岳区党委内，他的年纪最大，体质较差，但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睡眠很少。冬天，当年轻的同志一觉醒来时，常常看到他仍在灯下埋头工作，手指冻僵了，就用嘴呵呵气，暖暖手指，不停地写作。他经常夜里工作到很晚，白天又要代表区党委在党校和各种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马列主义课程。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从他那里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政治思想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一九四四年，经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他亲自主持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的出版工作。他委托《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同志负责搜集、编辑工作，对所有重要的文章和注释，他都亲自审阅。一九四四年初，经党中央批准，《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出版了。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对于当时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日寇投降后，胡锡奎同志受党派遣，率领少数干部，日夜兼程，跨出万里长城，奔赴热河，开辟新解放区。热河省绝大多数地区经历日伪多年统治，日伪时期的汉奸、特务大多兼是地主、土匪，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在我党派遣的干部到热河后，汉奸、特务、地主、土匪勾结在一起，疯狂挣扎，枪杀我党地方干部，镇压人民。在我立足未稳之际国民党军又大举进犯，企图内外夹攻，将我们的力量逐出热河。在这种严峻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热河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胡锡奎同志，肩负着既要开辟新解放区，又要抗击蒋军的重任。他带领省委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工作，根据热河省的实际情况，坚决领导了对汉奸、特务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热河省委又果断地颁发了发动群众的指示，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运动，广泛地发动群众，使久受欺压的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接着，省委又分析了当时形势：日寇投降以后，国内阶级矛盾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在热河农村中，农民长期遭受残酷的剥削，贫困达于极点，他们对土地有迫切的要求。如果继续执行抗日战争时的减租减息政策，不利于发动群众。根据这种新的形势，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热河省委决定进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使他们在经济上也翻身。这样，群众就以极大的积极性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热河全省组织了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核心；建立了群众的武装和人民政权，使我党在热河立住脚跟，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了热河省委的正确的方针，并将热河省委关于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推广应用于东北根据地。
全国解放前后，胡锡奎同志被调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这两个学校的工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当时肩负着吸收和改造广大知识分子，为广大新解放区输送干部的重要任务。胡锡奎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毛泽东同志在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经验总结报告的批示中，充分肯定了华北革大在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并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各个新解放区，使它成为我党吸收和改造知识分子，解决干部问题的重要途径。
一九五○年，在原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大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胡锡奎同志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上。他勤勤恳恳，积极努力，经常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了解教师的业务提高情况和教学效果。为了更全面地掌握情况，他建立了每星期两次找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了解情况、研究工作的制度。他亲自审查各系的科研计划和培养提高教师的计划，并且亲自为《教学与研究》杂志定题目、审阅重点文章，连《人大周报》的清样，他也亲自过目。一年一度的科学讨论会，他都亲自主持，事先阅看主要科学论文，帮助教师修改这些文章。他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常常找一些教师谈话，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还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了人民大学的各学科密切联系实际的问题。在十多年时间里，人民大学为国家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专门人材，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一九六三年，锡奎同志调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负责宣传文教工作。在这期间，他热情地宣传和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忠实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精心组织了西北地区现代戏观摩大会。一九六五年，他已年近七十，仍然率领工作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为西北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极大的心血。
胡锡奎同志在几十年的斗争中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为人谦虚，从不居功自傲。他写的记叙草岚子监狱斗争的文章发表后，许多人去访问他，他总是大谈监狱中战友们集体的事迹，而很少谈到自己。他担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时，北京市委中许多负责同志，在晋察冀工作时都是他的老部下，但胡锡奎同志很尊重这些同志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胡锡奎同志勤奋工作、努力学习的精神，至今使我们难以忘怀。在五年多的监狱生活中，他一直坚持学习俄语，练习毛笔字。在晋察冀边区时，他每天工作时间很长，还要抽出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全国解放以后，他到人民大学工作，对学习抓得更紧。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每天早起坚持读外语，除了学会俄语以外，又开始学习英语、拉丁语。他这种不倦的学习精神，影响了和他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许多同志。
然而，就是这样优秀的战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锡奎同志被频繁地揪斗、游街、毒打。当时他已七十高龄，多次昏倒在地。一九六六年底，他被摧残得倒在病床上，对看望他的孩子们说：“我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中也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我对党忠实，知错必改，所以你们可以相信，我的一生始终是由一条红线贯穿着的”。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他正式提出了陈伯达的问题，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徒”的罪名投入监狱。在监狱中，他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斗争，曾铿锵有力地说：“我不是叛徒，更不是现行反革命”。一九六九年，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折磨下，发生大吐血，拖延很长时间，才被送到监狱犯人医院。医生认为是早期胃癌，应当进行手术治疗。可是医生的意见不能执行，不准动手术，拖延了八个月后，致使病情发展，失去手术治疗的机会。
在这期间，胡锡奎同志不但得不到任何治疗，相反，“四人帮”一伙多次对他进行“审讯”。每一次，他都忍受极大的病痛，被强令从“病房”走到“提审室”。一九七○年初，当胡锡奎同志的爱人和孩子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但他坚定地对孩子们说：“我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问心无愧，你们要努力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直到他逝世为止，始终充满信心，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真理最后会战胜邪恶。
胡锡奎同志的铮铮铁骨，经历了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两场异常严峻的考验，他没有牺牲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下，却惨死于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冤狱之中。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打着革命的招牌，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他们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给我们全党和全民族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惨痛教训，是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