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住这一“刀”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农村杂谈

挡住这一“刀”
司马长
曾经听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讲过一件事：
一九七六年九月，正是种麦时节，北京市大兴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会议，要求全县小麦一律种成“太合式”。太合是红星公社的一个分场，生产条件优越，种出地来真是地平如镜，埂直似线。县委规定，达不到太合标准的一概不许种。
大兴县有个榆垡公社，党委书记叫张洪山。他很犯愁。照太合的种法，在榆垡恐怕寒露也种不下地，那还能长出麦子来吗？他把大队书记找来商量，决定马上种麦。
一位大队书记说：“现在种，种不成太合式。”
张洪山说：“咱条件不够，就种‘榆垡式’吧！”
他心里想：“先把麦子种下要紧。种完了，你说埂不直，哪怕我找泥瓦匠来吊线重修也行。”
麦子种下去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唯独他没有种太合式。县委恼火了，在他这里开了一个现场会，把他批了一通。他没吭声。第二年麦收，全县减产，唯独他这个公社丰收，县委奖了一面锦旗。
全县按一个模式种地，显然很可笑。现在，这种“一刀切”比前几年是减少了。但是否完全绝迹了呢？不久前看到一份材料，是讲农村工作中“一刀切”的。其中说，关于责任制，中央明明提出三种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有些地区却要推广其中的一种，或者硬性禁止其中的一种。种水稻几熟为好，可以讨论，可以实践。但是，有些地区前几年一说三熟，就一律三熟；现在有人说“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又一律要改回来。如此等等。看来，有的地方反掉了旧的“一刀切”，又出现了新的“一刀切”。
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张洪山的话：“咱们就种‘榆垡式’吧。”我想，这“榆垡式”可能是对付这样那样“一刀切”的好办法。所谓“榆垡式”，就是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条件出发。它种麦子的方式不一定适合别的地区，但它那种因地制宜的精神，却有普遍意义。
一林万叶，叶叶相异，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国家这样大，生产力水平、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管理水平、工作基础、历史形成的特点，都是千差万别、各种各样的，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律。即使在一个县、一个公社甚至一个大队里，这个生产队和那个生产队，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天门县种棉花采取桩行制，棉花长得好，产量高，但是不搞桩行制的地方，有的产量也很高。“穷过渡”是错误的，因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以致弄得民穷财尽。但是有些已经具备了条件的，搞大队核算搞得好的，却是民富财盈。不要说一种东西好，各地就都要一个样。各种形式，各种特点，只要是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都要允许它存在。有“太合式”，也要允许有“榆垡式”。不能用“太合式”去消灭“榆垡式”，也不必因为“榆垡式”增产了，就反过来把“太合式”都改成“榆垡式”。
由此又想到，当“太合式”这一“刀”切下来之后，竟然冒出一个“榆垡式”来，确实不易。十九个公社都没挡住这一“刀”，就是证明。难道张洪山不怕上级的批评和处分么？我问过他。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倒想想，若是第二年长不出麦子来，老百姓吃什么？”
我想，这就是“榆垡式”中所包含着的最为可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