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黄河东流去》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简谈《黄河东流去》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吴光华
北京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李准同志的新作《黄河东流去》（上卷）是一部很有民族特色的长篇小说。
《黄河东流去》虽是从电影《大河奔流》脱胎而来，都是以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花园口大堤，淹没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大片土地，一千多万人遭灾为历史背景而展开叙述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无论是主题思想的深化，艺术风格的探索，还是人物形象的创造，都可以看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作品。电影虽然也有不少动人之处，但从整部影片来说，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如作者自己说的那样：“电影中的李麦为什么没有李双双那么亲切动人？因为在李麦身上，也有‘三突出’的影子。”小说《黄河东流去》是作者在摆脱了“四人帮”所推行的“三突出”的桎梏，总结了电影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结构、重新创作的。
《黄河东流去》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作者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我国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和崇高品质作了生动的描绘。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作家李准在不断地思考：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而灾难深重的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使她能经得起任何波折、困苦和磨难？生活在人民中的李准，他看了多少悲壮的场面，听了多少动人的故事啊！他捕捉到了生活的真理，那就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最基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情、聪明、智慧、幽默和创造力，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命活力，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黄河东流去》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进行的一次可贵的艺术实践。它通过黄河岸边几户农民家庭的坎坷遭遇，通过他们对婚姻、爱情、友谊的态度，从一个生活侧面，颂扬了我们民族崇高的道德风尚。
主要人物李麦，是个开朗、乐观、粗犷、泼辣，什么困难都拦不住的农村妇女。她“什么苦也吃过，什么罪也受过，什么心也操过，什么气也装过”，“九蒸九晒”的磨练，使她能急人之难，分人之忧，一事当前，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周围的群众。在她身上有一种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天亮和梁晴那两小无猜的爱情，则是在和奔腾咆哮的黄河共同搏斗中建立起来的，那小小的帆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也是他们爱情的摇篮；失散以后，生活无着的十八岁的姑娘梁晴，竟然盘起发髻，表示她对爱情的忠诚和坚贞。而蓝五和雪梅令人心酸的“唢呐情话”，更让人感到他们的“私奔”，绝不单单是为了找丈夫或妻子，而是凄凉的身世和不幸的境遇中遇到了知音，他们的结合是为了冲破封建的牢笼，争取自由和爱情的权利。但是，他们终究未能逃脱罪恶的社会，他们又被拆散，遭受到更大的痛苦。然而，他们仍不屈服，还在进行着斗争。老实淳厚的海长松一家六口，逃荒在外，遭遇悲惨，尽管每天又饿又累，“头懵眼黑”，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告诉孩子：“咱是正经的庄户人，就是饿死也不能去偷人家东西”，担心孩子在外边“学流荡了，以后回去怎么种庄稼？”这正是中国人民传统的道德观念。至于徐秋斋老人身上那种“情理不顺、气死旁人”的浩然正气，宁肯自己饿死，却把一斗麦子埋在炕底下留给老伴的情景，又是多么动人心弦、感人肺腑啊！这就是在大灾大难的浩劫里，闪耀在劳动人民身上的高贵品质。作者极力探索和热烈赞美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而正是为了今天的人们，希望通过这可歌可泣的故事，使人们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我们的人民，热爱并珍惜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体现的，而艺术形象的生命力，首先在于真实。作者决心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塑造人物，那就是“生活里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这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写照，而只是“不故意拔高和不故意压低人物”。不是把人物简单地划分为“正面人物”，或是“反面人物”，而是根据人物的出身、经历、教养、环境等各种复杂因素来塑造。要给人们立体感。根据这一原则，作者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各类人物的典型形象。他们都不是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普普通通的生活在中国大地上有血有肉的农民。
李麦，电影里那种叱咤风云、故意拔高的痕迹不见了，我们见到的是一个有哭有笑，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欢乐也有苦恼的活生生的人。“九蒸九晒”的经历，使她对地主老财有本能的反感，看透了地主海骡子是个“心毒手黑”的“黑蝎子”，她“巴不得海骡子掉进河里淹死”，“掉在锅里煮死”，希望他“倒霉破财”，她用过“哭”和“告”的办法，也用过“诅咒”和“骂街”的办法，但这幼稚的反抗统统无济于事。只有当李麦认识了新四军女战士宋敏，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以后，她的反抗才真正地升华——从个人的冤仇升华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仇恨。李麦和海骡子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葫芦湾抢粮》和《黄河之夜》就很生动地反映了李麦的成长和发展。
徐秋斋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这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他是农村中的老知识分子。由于他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和劳动人民共同的悲惨命运，使他不同于侧身在儒林中的任何人，既不同于鲁迅笔下那个“好吃懒做”、“不会营生”的孔乙己，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那个迂腐可笑的二孔明。他的身上溅满了黄河水，因此，他同样具有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由于他毕竟是个旧读书人，因而他又满口斯文，甚至有点迂腐。他一辈子没有交过好运，只好以算卦来混日子。他经历了几个朝代，饱经忧患，历尽沧桑，常年飘泊无定的生涯，形成了他见义勇为、仗义执言、助弱除强的传统道德观念，这几乎成了他为人的基本特征。地主海骡子要除掉心病，即村头两棵杨树，他机智地杀了自家的鸡，创造了杨树显圣的神话，李甲子死后，老地主背约不肯买棺材，他给李麦出主意，硬是在铁公鸡身上拔了根毛；寻母口街头，他抱打不平，大闹盐行，为几个穷苦妇女索回了盐钱。就连算卦，他也不仅是为了谋生糊口，也要为别人解疑分忧。对穷人要钱很少，而对阔人却要狠狠地敲他几个。只要他觉得不合理，就要站出来替人讲话，为人出气。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传统道德的光彩，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
海长松和海老清是作者笔下两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农民形象。一个是那样朴实、浑厚，一个是那样深沉、正直，一个是“赤杨岗最能干活的汉子”，一个是“村里最有名的庄稼筋”，长松对土地是那样的眷恋，老清对牛是那样喜爱。作者以感人肺腑的笔墨，扣人心弦的细节，起伏变化的表现手法，生动地勾画了这两个不同农民的形象。海长松买地时的喜悦和地被淹时的悲哀，海老清在听到牛“倒沫”时，牛铃叮当叮当响声的欣慰和牛死时的巨大悲痛，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李准同志说：“文艺的功能就在于它能以潜移默化的手段来美化人们的灵魂”，文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美’的信使，是大自然的‘介绍人’，而不是‘传声筒’。”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就是这样一个可贵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