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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
李侃
八十年前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它独特的斗争内容和斗争形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然而，把这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和评价，严格说起来，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回顾建国三十年来国内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批驳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污蔑歪曲，肯定了这次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及其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的打击和促进人民觉醒的重要意义。有些学者还把它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列为中国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一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在山东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大体上可以概括反映出这一阶段的研究状况。尽管这一阶段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对义和团的分析评价上也不无偏颇过当之处，但是总的说来，对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健康的、有成绩的。第二个阶段是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十年。在这十年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横行肆虐，本来没有什么学术研究可言，但是因为戚本禹以特殊的政治身份和特殊的政治目的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使宣扬义和团一度成为现实政治生活的新内容。此文以评电影和谈历史为幌子，恶毒攻击和诬陷刘少奇同志，它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后来梁效、罗思鼎“评法批儒”等“杰作”前呼后应，一脉相承，成为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祸国殃民“样板”文章之一。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歪曲历史事实，竭力美化义和团，来为打倒刘少奇同志进行煽动。一篇绝顶荒唐的文章，居然具有意想不到的政治能量，霎时间义和团与“红卫兵”争辉，“扶清灭洋”与“造反有理”媲美。当时有些报纸上竟然登出了什么《义和团与红卫兵》、《“红灯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类的文章和评论。到了“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大搞“评法批儒”的年头，义和团和“红灯照”又被抬出来为所谓“劳动人民反孔斗争”表演了一场滑稽剧。严肃的历史科学变成了连儿戏都不如的胡闹。但是决不能低估戚本禹和“四人帮”对义和团研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他们把义和团运动历史的研究搞得一塌糊涂。第三个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在这三年中，随着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义和团运动重新被史学界提出来进行再研究和再认识，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怎样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这是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评价义和团也和评价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那末，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主要事实根据是什么呢？概略说来，大体有五。第一，义和团运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的斗争目标是“灭洋”，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政策和策略。第三，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是坚决勇敢的，但是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因而表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第四，义和团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并且被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所欺骗、利用，最后终于被出卖而遭到失败。第五，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不但已经产生，而且已经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这些基本事实，就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出发点。同时它们也说明，义和团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强烈仇恨及其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激化的产物。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短短的六年中，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很严重的时期。在这期间，继戊戌变法运动之后，义和团运动很快兴起，又很快地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却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义和团既然以反帝为其主要斗争目标，因此，它也就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步骤和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了广大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反抗精神，敢于用生命和鲜血去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唤起人民新的觉醒。对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质及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和历史的肯定。旧时代的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把义和团污蔑为“拳匪”、“拳祸”、“拳乱”，这当然是荒谬的。今天，这种完全否定义和团运动的观点，在国内史学界已经没有什么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性质和积极的历史作用前提下，怎样对义和团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在史学研究领域，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就是对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起义和斗争，只能赞扬、歌颂，不能讲它的落后面和局限性。讲了就可能被说成是“不看主流和本质”，甚至会被扣上“丑化和污蔑劳动人民”的帽子。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由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也连累到历史上的资产阶级。只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改良和革命，不管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怎样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也要“立足于批”；而只要是劳动人民的斗争，不管它有些什么缺陷和落后的东西，也要“热情歌颂”。就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影响之下，义和团运动被人为地捧高了，它被描绘成“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自觉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这种夸大其词的评论，显然是离开了历史事实，因而也离开了真理。
义和团诚然是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这种反对并不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上的自觉行动。“灭洋”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的口号。这个“洋”字，在义和团那里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既包括一切外国人，也包括一切资本主义的商品和近代科学技术以及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因此，他们的口号除了“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之外，还有什么“兵法易，助学拳，要拚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他们认为“铁路电线，皆洋人所籍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有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庚子国变记》）“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天津一月记》）“津地拳匪，日益强横，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皆不敢在街行走，若令拳匪见之，则指为奸细……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可见，义和团的“灭洋”，在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同时，还要根绝一切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固然是革命的正义的行动，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和灭绝一切与“洋”字有关的事物，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那就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了。伟大的鲁迅深感于中国人因封建毒害而对“洋气”产生的误解，指出：“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对义和团的“灭洋”，不加分析地一味颂扬，非但无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义和团运动，而且会造成事实和思想理论上的混乱。
说义和团反对封建主义，甚至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那更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且不说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反对封建压迫和推翻封建王朝，不等于反对封建制度，就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揭帖、传单来看，他们甚至连清朝中央政府也不反对。义和团的旗帜上明白地写着“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不但从未触及过政权问题和土地问题，而且还提出过“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这样维护封建礼法的主张。他们把“洋教”的罪恶，归结为“不敬神佛忘祖先”，“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以致使得“男无伦，女鲜节”等等。所以清朝统治者在对义和团采取改剿为抚政策以前，虽然也诬称义和团为“拳匪”和“不逞之徒”，但在清朝官方文件和私人记载中，除了劳乃宣、袁世凯等极少数人把义和团说成是白莲教，为血腥镇压制造借口以外，从未说过义和团是“叛逆”和“作乱”。有些封建官僚还对义和团表示同情并为之辩护，他们说：“山东义和等团，非欲谋乱也。平日受侮教堂，久已痛深骨髓”，“民间不堪其苦，以致衅端屡起”。“小民以自卫无术，往往入拳会以求保护”，“拳会等为徒虽伙，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所以清朝统治者才在“上谕”中要求各省督抚对“教民”和“拳会”“一视同仁”，要他们在办理教民案件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以上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正是由于义和团既不反封建，也未构成对清朝统治的任何威胁，才有可能被清朝统治者所欺骗和利用。
“扶清灭洋”是不是义和团的一个策略？不是。农民小生产者是提不出类似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在义和团和清朝政府的关系上，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义和团，而不是义和团利用封建统治者；是封建统治者控制了北京城的义和团，而不是义和团控制了北京城的封建统治者。所谓义和团反封建和要推翻清朝统治云云，揆诸史实，并无其事。
在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被渲染得最有声色、最富于戏剧性的是“红灯照”。说什么“红灯照”是义和团的青年妇女组织，她们穿红衣、着红履，一手持红灯（或红帕、红扇），一手拿枪，上阵杀敌，勇敢异常；还说什么义和团在前方作战，“红灯照”在后方支前锄奸等等，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其实，所有当时人关于“红灯照”的记载，都是说来自传闻，而记载者本人，不是说“固未之见”，便是说系“无稽之谈”。对于那些所谓夜半腾空，千里之外，火烧洋楼的荒诞传说，只要稍加分析，便可判断虚实。还有，义和团既无前方也无根据地，何来“后方”和“支援前线”？而象“红灯照”那样装束打扮，又怎么“上阵杀敌”？即或当时在北京、天津确有过“红灯照”，那也不过是青年妇女参加义和团活动的一种名目，有关它的具体事实，极少记载。望风捕影地把一些荒诞传说，当作史实，讴歌赞美，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讹传。至于作为戏剧，那是另一回事，另当别论了。
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过去，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对待义和团，或对义和团抱着轻蔑敌视的态度，从而受到批判和谴责，这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能也不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所以他们的维新和革命都遭到了失败。但是就运动的性质和内容来说，不但辛亥革命，就是戊戌变法，也要比义和团运动更先进、更深刻。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便告终结，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阶级力量。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先后领导和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二者虽有改良和革命的区别，但是它们都是要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义和团则不然，它并不要求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而是幻想闭关自守的“大清一统庆升平”，永远保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这就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封建顽固派的腐朽的专制思想和义和团的小生产者的保守、狭隘思想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以及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反帝爱国的义和团，不去联合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去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而去扶持和保护压迫、统治本阶级的清朝统治者，结果不但“灭洋”不成，自己也被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推进血泊之中。血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农民小生产者的自发运动，是不可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的。
义和团运动有它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也有它不可讳言的严重弱点和缺陷；有它的时代光辉，也有它自身的污垢。这些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探讨，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而不能以一个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就算了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