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的好参谋——访小麦专家蔡旭教授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农业生产的好参谋
——访小麦专家蔡旭教授
四月的北京，春意盎然，泥土芳香。田野里，一望无垠的麦苗，返青后长得格外令人喜爱。
今年的小麦能否丰收，许多人都挂在心上。我们的小麦专家、北京市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蔡旭同志，身患心脏病躺在医院里，仍然关心着当前的小麦管理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三月二十五日，他特地向医院请了一天假，离开病房，来到郊区麦田里，观察小麦的受冻情况和长势，提出了加强管理的具体建议。他整整忙碌了一天，简直忘记自己是个病人了。
蔡旭同志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他早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读书，然后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攻读。他在小麦抗锈育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对华北地区、辽东半岛、渭北高原一带的小麦栽培和丰产问题，有大的贡献。
在搞小麦育种工作的四十多年里，蔡旭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简直寸步难行。一九三九年，蔡旭和他的老师金善宝一起，到四川松潘山区做农业调查。在路途中，他们被持枪的国民党士兵截住了，又是搜查，又是刁难，经学校几次打电报交涉，才被放回。那时候推广良种，常常是自己背着口袋，装上麦种到乡下请求农民试用，农民一家一户地生产，缺水少肥，好麦种也难以发挥出它的优势。例如，他们肯定的南大2419、矮立多等，虽是早熟、丰产、抗病的良种，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却根本不可能推广。
解放以后，金善宝和蔡旭等亲手培育的南大2419良种，在近亿亩面积上推广普及了。这使他懂得了一条真理：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科学工作者才能更广泛地为人民服务。
一九五○年，小麦条锈病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流行，小麦遭受巨大损失。周总理立即指示农林部召开全国小麦锈病综合防治研究会议，并成立了防治委员会，研究防治小麦锈病的对策，其中以选育抗锈良种为主要途径。蔡旭同志参加了防治委员会的工作。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十分重视并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蔡旭决心不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把全部力量投入小麦育种研究工作。他把从国外带来的两千多个小麦品种，经过试验，选出了几个抗病品种，解决了当时的急需。同时，把自己培育出的上千份杂种后代，无私地分发到各地。从这批杂种的后代中，他选育出适合华北北部大面积推广的良种农大183等品种，而这批品种又成为以后各育种单位作杂交用的亲本，选育出一批又一批抗锈良种，对防治锈病起了很大作用。蔡旭和他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小麦育种组，三十年来，先后培育成四批十二个小麦优良品种，在我国北方广大麦区推广，累计种植面积达五千多万亩，普遍获得增产效果。他们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小麦主要性状的遗传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
蔡旭同志几十年生活在小麦的王国里，对小麦有着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在试验田里，在农民的大田里，在课堂上，在会议桌上，以至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场合，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小麦。他是个十足的小麦迷。这也是他人生哲学中的信条之一：一个人真有事业心，就要对所从事的事业着迷。
他还有一个信念：要搞好农业科学，必须拜农民为师，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农民有一套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精耕细作的传统经验，对天时、地利、庄稼脾性摸得透熟。科学工作者向农民学习，既可以了解传统耕作经验，又可以掌握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便于把科学技术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把试验、示范、推广工作搞好，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理论。这是一条科学研究为农业服务的多快好省之路。几十年来，他和一些农场、公社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他和北京市作物学会小麦专业组的王世之、诸德辉、方成梁等同志组成的顾问团，和他们的农民朋友一起，为提高北京市小麦生产作出很大贡献。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亲切地称他是农业生产的好参谋。
在林彪、“四人帮”残暴肆虐的日子里，蔡旭被戴上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但他“小麦迷”的脾性没有改变，他和农民群众的亲密联系也没有被切断。他想：培养良种是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绝不能让小麦育种工作中断！尽管白天受批判，他还是利用早、晚和星期日到试验田去。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就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试验田里走来走去，一再摔跤他也不顾。天黑，时间紧，他只好用一些符号做小麦生长情况的观察记录。谁知飞来横祸，竟被诬陷说成是“特务密码”，又被拉到地头批判。那时候搞科研真不易呵！
一九七○年，农大搬到陕北，蔡旭同志和他的助手、女育种家张树榛作为先遣队来到陕北的清泉沟。当他们第一次在当地农民家里吃派饭的时候，了解到陕北气候条件严酷，而且流行几种小麦病毒病，严重阻碍着小麦生产的发展。看到当地群众只能种黑麦，吃不到白面，他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和十九个公社的科技人员结合起来，进行小麦科学试验。
他们曾在洛川县建立了小麦育种基地。但不久，他就被调离基地回到山沟。由于山沟条件恶劣，他染上了克山病，忽然晕倒在课堂上。他带病回到北京。人躺在病床上，心里还惦记着陕北的试验田。不能再去陕北了，他就在自己的住房附近用树枝围起半分地来作试验田。人手不够，就让老伴、儿子当他的助手。
后来，他和附近的生产队建立了联系，同他们一起搞丰产田。此时此刻，他作为一个几十年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又有了试验田，又能和农民在一起工作，心里兴奋极了。他拄着拐棍来到麦田，望着那脚下无际的田野和身边笑容满面的人群，他的心象麦浪一样翻滚，他决心用自己的心血来浇灌这片麦田。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九七三年，有八十亩小麦，平均亩产九百多斤。社员们高兴，他更是高兴。
一九七三年春天，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农业大学从陕北迁回河北涿县。育种工作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当工作刚刚有了起色的时候，一九七五年十月下旬，“四人帮”的爪牙策划了对农大农场的哄抢事件，铲毁麦苗，挖毁试验田，使许多杂交种和四十多个优良品系组成的品种试验全部被破坏，数百个珍贵的国内外原始品种绝了种。蔡旭同志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
在这关键时刻，华国锋同志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会同河北省委对哄抢案进行了调查，严肃处理了这一案件。
由于在遭受哄抢时，育种组的同志不畏强暴，在棍棒的威胁下，坚持把劫后残存的育种材料和种子全部收回，安全转移到河北省三河县良种场，他们的工作才得以继续。现在，农大198和农大199两个新品种的利用价值被肯定了，正在北京昌平和涿县农场示范繁殖。
蔡旭同志已年近七旬，身体虽然有病，但在科学的春天里，他又在进行着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新的研究，以求有一个突破。他为我国农业培育良种，培育人才，为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仍在努力勤奋地工作着。最近，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更加焕发了青春。他激动地说，今后我要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把自己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祖国的四化建设，特别要为农业的现代化多出力，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 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