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史话——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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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史话
——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二
“昭陵碑林”中许多碑、志的书法，大都是楷书和行草书。它们从书法这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唐贞观时期注意推陈出新的一系列带有革新性的活动。
我国的文字是由甲骨文、金文、陶文等等发展到小篆、汉隶、章草、楷书、行书、草书和现代简化字的，总的趋势是由繁到简。唐以前，已经出现楷书、行书、草书，但隶、篆仍属官方常用的书法，写起来费力，又难认，不能适应处于上升阶段、办事讲求效率的贞观之治的需要，逐步为楷书、行书和草书所代替。有人说，当时篆、隶不大受欢迎，是因为李世民崇尚王羲之的行草书。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李世民也是顺乎文字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借助于王羲之的成就和威望，推动本朝在书法方面的革新活动。正是这个缘故，李世民不仅自己学习王的书法，还让著名书法家欧阳询、赵模、褚遂良等人临摹王的手迹。他还想方设法鼓励在书法方面有所创新的人。有的书法家不适宜在政治上委以重任，就从其他方面给以鼓励，使之得到较高荣誉和应有的头衔，在生活待遇上相应地予以提高。大书法家欧阳询，官阶不高，是主管更鼓的率更令，但因书法颖出，也被列入十八学士之中。一时出现了书法家们竞相创新的局面，不同风格的作品大有奇峰并出之势。
昭陵现存的四十多通墓碑和十五合墓志铭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其中，分别给温彦博、房玄龄、李靖、高士廉、燕妃、程知节（咬金）书碑的欧阳询、褚遂良、王知敬、赵模、高正臣、畅正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书法家，各自的风格和创新独到之笔，一千三百多年来早有定评。值得重视的是，有些久已埋入地下不为后人熟悉的碑石，经过发掘和展出后，也有许多开人眼界的书法成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绘画方面，贞观时期在上承“曹（仲达）衣出水”，下开“吴（道子）带当风”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唐画家有史可考的约四百人，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有二百零六人。贞观时期为唐代绘画发展打下较好基础的名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在人物画方面有很大贡献。他们画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太宗步辇图》、《魏征进谏图》、《文成公主降蕃图》、《外国图》等，多数以真人为题材，其创新成果至今也受到中外画家的重视。贞观五年绘于李寿墓道中的未见作者姓名的壁画，同样反映出较高艺术水平，那是用写真手法生动描绘了骑马出行的图景。这些对唐代绘画的革新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当时的“推陈”，也表现在相当明显地摒弃了许多不应墨守的陈规陋习，思想活而不僵，大胆探索。鲁迅先生谈到初唐在石刻艺术上的革新活动时，对当时积极创造的精神评价很高。他说，汉人墓前的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其手法简直前无古人。鲁迅说的是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的石刻艺术。“六骏”，是李世民当年对王世充、薛仁果、宋金刚、刘黑闼、窦建德等人作战时的坐马。贞观十年，太宗叫当时的大画家绘制骏形，由巧匠采取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一种高肉雕刻的形式完成的，完全脱去了北朝以后沿袭的佛教雕刻的呆板和俗气，在雕形方面开拓了新的路子，突出反映了贞观雕刻艺术所达到的新水平。汉人墓内的明器一般都有陶塑的粮仓模型，昭陵许多墓葬内大量出土的满载丝绸的骆驼和牵驼俑，不仅反映了当时在陶塑方面的革新成就，也体现了其为现实服务的某些内容，成功地再现了奔行在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的生动形象。
贞观年代的“推陈”，注意吸取了当时国内国外的一些文化艺术上的新经验和新成就，不断改造确已落后的旧形式和旧内容。御史大夫杜淹对音乐反感，认为齐国将要亡国时作过伴侣曲，陈国将亡时作过玉树后庭花，声调悲哀，行路的人听了都哭泣，可见音乐能使国家衰败下去。太宗认为不能因噎废食。他采取向进步方面积极引导的态度，支持音乐的创作，曾叫一个名叫祖孝孙的太常少卿，斟酌南北音乐，考以古声，作了唐雅乐，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并下令让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
一时，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成就，广泛地流通，中国艺术家们从中吸取有益的部分，创造出大批新的作品。高昌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逐渐占据重要地位。李世民还亲自编制歌舞《破阵乐》。贞观时期入葬的李寿墓的石椁上，就有在堂上坐而演奏的坐部伎、在堂下站立演奏的站部伎的线刻画，从旁证明当时乐、舞发展盛况。
贞观年间在文化领域采取推陈出新的政策，促成了宏丽瑰玮的唐代艺术。这是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并注意摄取了外来艺术的一些精华，而结出的丰硕之果。本报记者 王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