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记者的苦恼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也谈记者的苦恼
读了你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三版刊登的《记者的苦恼》，感触很深。现在，当一名新闻记者，写正面报道，谁都高兴。要是写一些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反面情况的东西，有些人就不那么舒服了。我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稿件，反而遭到许多人的谩骂。
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下午三点多钟，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发生卡罐事故，有四百一十三人上不来井。在这至关重要的时刻，矿党委书记王福顺同志不但不去带领群众排除故障，相反，打电话让正在领导排除故障的矿长去看戏。他们深夜十一点多钟返矿，事故还没有排除。这起事故，造成矿井停产十多个小时。工人气愤地说：“过去资本家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现在是王福顺不顾我们工人死活。”
王福顺同志平时就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经常是吃饭不下楼（通讯员端饭），理发不下楼（理发员到办公室理发），看病不下楼（医护人员上楼送医送药）。他的“三不下楼”，在铜川矿务局乃至铜川市都是出了名的。由于他长期脱离群众，企业管理混乱，矿井安全生产差，工人伤亡事故多。
王福顺同志在负责清查工作期间，大搞逼供信。同时，由于他没有很好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认真纠正冤、假、错案，曾导致上百人给中央、省、市以及矿务局各级党组织写信，到北京、西安、铜川上访。
我于前年十二月中旬和去年一月，两次到鸭口矿调查。调查前，曾向当时的铜川市委代理书记兼矿务局党委副书记打了招呼。第一次进矿调查，鸭口矿不少群众含泪反映上述情况。我感到鸭口矿存在的问题确实严重，要报道出去，必须取得省委负责同志支持。于是，我向省委一位书记在电话里作了简要汇报。他支持我深入调查，并让我将调查结果报告给他。调查结束离开鸭口矿前，我和王福顺同志谈了话。按照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决定先向铜川市委汇报。我向市委代理书记打了三次招呼，等了十多天，他迟迟不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我把材料带到省委。那位省委书记原来就了解王福顺同志的问题，看了材料，很快批示，让写出报道，通报全省；并让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到鸭口矿帮助党委整风；问题解决后，王福顺同志调离鸭口矿。编辑部计划连续报道两次。第一篇是《鸭口矿党委不理民事，群众强烈不满》。第二篇是反映王福顺等人严重失职等问题。去年二月十日，《陕西日报》刊出第一篇报道后，鸭口矿一些人又是告状，又是写匿名信。骂记者是“秦桧”、“黑爪牙”、
“干了某某（“四人帮”在陕西的代理人）没有干完的事业”等等。报社不得不暂时停发另一篇报道，把它安排在省委工作组进矿解决问题之后刊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省上没有派出工作组，第二篇报道也就吹了。
在报纸批评后，铜川矿务局党委派出工作组，帮助鸭口矿党委整风。在工作组帮助下，鸭口矿党委对错误有了一定认识，主动写出了接受批评的检查，供报纸发表。编辑部将他们的检查编了条消息，另写了《闻过则喜》的短评，准备等征求矿务局党委同意后发表。照理说，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谁知，王福顺同志一方面向报社检查，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告记者的状，说记者冤枉了他。鉴于王福顺同志没有真正认识错误，编辑部撤销了已编好的稿件。铜川矿务局主要负责人对见报的那篇报道，提不出可指摘的地方，可是，硬抓住稿件未经他审查大作文章（当时给他打过电话，他说省上让报道没意见）。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讲：二月份煤炭产量上不去，主要是记者干扰了他们的工作。由于他的袒护，种种流言不胫而走。什么记者“犯了错误”，是“黑记者”，“受了批判，给了处分”。甚至离奇地说：“记者进了监狱”。记者还遭到矿务局清查办公室负责人的围攻。有的工人跑到报社询问情况，看到记者安然无事，才放了心。现在，王福顺同志仍在鸭口矿当书记，鸭口矿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一些工人见了我说：“我们矿的问题就算完了吗？”我只好说：“问题是要解决的，但啥时候能解决，就说不上了。”
《陕西日报》记者 张文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