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介绍

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了冯建辉的《我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就有一批同志对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积极的研究和探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创造了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群雄并起，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作者还具体分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过程，指出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为之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作出很大贡献。
文章共分三部分。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
作者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许多领袖人物为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我们党提出和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邓中夏同志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发表的《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九二五年五月写的《劳动运动复兴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以及恽代英同志一九二四年六月写的《农村运动》等文章中，都曾先后提出了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以及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以后，我们党又以统一战线形式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把革命理论与实际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有组织地对中国农村进行了调查研究，使我们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从广度到深度都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集我们党从事农民运动经验之大成，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指出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必须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这些思想，成为我们党以后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他就提出武装工农的问题。他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同年周恩来参加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和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人才。他还注意从实践方面把革命武装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到广宁举办“农军模范队训练班”，对农军骨干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到海丰任教官，协助农会训练自卫军。周恩来在广州农民讲习所专门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他在《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农民自卫军，工人自卫队之组织亦为势所必需”，只有“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广东半封建势力才能彻底打倒。”在北伐战争中，我们党又派林伯渠、李富春等参加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工作。由于全党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到大革命后期，我们已经领导和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成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以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海陆丰农民起义和成立的工农民主政府，是我们党创建农村革命政权的尝试。
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群雄并起，开辟了我国革命的崭新道路
作者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大屠杀，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标志着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国民党反动派变成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政治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化，迫使我们党必须离开城市。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党很快地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两年时间内的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尽管由于认识程度不同，寻找“落脚点”的路途顺利与曲折有异，但大多数起义终归达到了共同的认识和行动——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说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不是天才人物头脑的产物，而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大势所趋。
由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序幕，从实践方面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如何结合的重大问题。南昌起义宣布：“我们的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与广大农民密切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军事行动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南昌起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感到需要有一个“站脚的地方”，开始有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叶挺在告战士书中提出：“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需找一个内不受军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朱德在回答战士们提出的“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站脚的地方，然后就能发展。”周恩来听到南昌起义的一支部队安全到达海陆丰时，兴奋地说：“这就很好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地燃烧起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另一部进入湘南，与地方农民自卫军结合，以武装暴动成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南昌起义第一次以伟大的革命实践从根本原则上提出了我党工作重点转移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且进行了可贵的实践和探索。
继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由于正确地选择了“落脚点”，及时地整顿党和军队以适应新的情况，制定和执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成功地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成为我们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一面光荣旗帜。
由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是我们党实行战略转移中，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一次积极的英勇反击。起义的参加者们及时总结教训，把革命武装转移到海陆丰、左右江、海南岛和湘南，与当地农民斗争结合，点燃起农村割据的火种。
在党的“八七会议”指导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底的两年多时间内，相继爆发了由冯白驹领导的海南岛农民起义，马尚德（即杨靖宇）领导的河南确山农民起义，唐澍、谢子长领导的陕西清涧起义，吴光浩、曹学楷、潘忠汝等领导的湖北黄麻起义，方志敏领导的弋横农民起义，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边武装起义，邓子恢、张鼎丞、郭滴人领导的闽西起义，刘志丹、谢子长、唐澍领导的渭华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平江起义，王维舟等领导的川东起义，周维炯、漆得伟、徐其虚领导的商南起义，姜镜堂等领导的六霍农民起义，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等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形成群雄并起、百川汇流之势，共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三、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作者指出，毛泽东从搞城市工作到重视农民运动，以及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有一个实践、认识的发展过程。大革命前，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中去搞一搞。毛泽东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一九二五年他回家乡养病，开始注意农民运动，多次到农村调查研究，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初，对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村的系统调查，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谈到这段情况时曾说，他在搞湖南农村调查之前对党的机会主义错误认识是不够的，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看法，并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他说：这是农民指挥着我发言的。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革命实践中，初步形成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一九二八年十月到十一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年，全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革命形势的发展，推动着毛泽东的认识不断前进。一九三○年初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提出一条路线，明确地把小块红色政权与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初步制定了一套实现革命战略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它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正式形成。
很明显，毛泽东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作了最有系统的贡献。但是不能由此就断定，这个理论就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创造，历史表明，这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的功绩最大，而周恩来、朱德和老一辈革命家为之也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