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鉴真
汪向荣
中国和日本，由于地理相邻，自古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就十分频繁。见于文字记载的，就有二千年之久。在这悠长的年代中，有很多先辈为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献身。唐代东渡的高僧鉴真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直到今天，虽已隔了一千二百多年，他还受到两国人民的尊崇。
七、八世纪时的中国，即盛唐时代，阶级矛盾比较缓和，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和技术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因此周围国家都派遣使节、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日本当时处于奴隶社会，封建制的萌芽已逐渐增长。七世纪以后随着和中国的交往的增加，他们冒鲸波之险，直接向中国派遣使团和留学生，学习中国的东西。在这个时期，大化革新发生了，它奠定了以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基础。
大化革新实行班田收授法，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还仿效中国实施租调制度，并且输入了中国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阶级矛盾也发展起来，皇室想各种办法解决这些矛盾，真正统一全国。
鉴真被邀聘东渡，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出身于佛徒家庭，七○八年二十一岁时在长安实际寺受戒，正式取得僧籍。五年以后，一直到他东渡为止的四十年中，他讲经、建寺、造像，由他授戒的僧侣先后达四万多人，其中有不少是以后成名的高僧。七三三年，他被誉为江淮一带的授戒大师，在佛徒中的地位很高，成为一方的宗首。
七四三年，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到扬州请鉴真东渡弘法。荣睿、普照是七三三年由日本派遣，来中国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法授戒的。他们在中国先邀聘了道璿，以后经过十年的访察，才找到了鉴真。
鉴真听到他们所述的来意，很快就同意，并准备东渡。在他的决心感动下，有弟子祥彦等二十一人随行。可是第一次，因受到官厅干涉而告失败。
鉴真又准备第二次东渡。他买了军船，采办了不少佛像、佛具、经疏、药品、香料和干粮，随行的弟子和技术人员达八十五人之多。可是船出长江口，就受风击破损，不得不返航修理。修好后，第三次出航，又在舟山海面触礁而告失败。一行被安置在宁波阿育王寺，两位日本僧受到迫害。他并没有灰心，七四四年，又准备由福州出海，可是在前往温州途中被官厅追及，强制回到扬州。这样，第四次又没有成功。当荣睿、普照到扬州崇福寺再次和他计议时，他虽已年逾花甲，仍决然再次出航。七四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一行从扬州出发，在舟山群岛停泊三个月后横渡东海，又遇到台风，在海上漂流十四天后，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几经周折，才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告失败。在这次航海中，不但失去了一开始就支持他的弟子祥彦和日本僧荣睿，甚而连他自己也双目失明了。
又经过了五年，即鉴真六十六岁高龄的那年十月，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特意在回国时到扬州看他，并告诉他唐朝政府虽已拒绝了日本方面请他东渡的要求，但仍希望他自行决定。鉴真虽已年老失明，五经挫折，但仍毅然再度出航。七五三年十月十九日他离开扬州龙兴寺，十一月十六日乘第二艘遣唐使船从沙洲的黄泗浦出发，直驶日本。十二月二十日中午，这位夙志不变、决心东渡弘法的盲僧，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在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的秋目浦上陆，随行的有普照、法进和思托等人。
四十多天后，即七五四年二月初四日，鉴真一行到达当时日本首都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欢迎。不久日本朝廷派吉备真备为特使来宣诏慰问，并委以授戒权。接着圣武上皇和部分过去已取得僧籍的高僧，都随他受戒，次年又有八十多名高僧舍旧戒而随鉴真受新戒。东大寺也建立了戒坛院，由他主持。七五六年，又任为大僧都。这样的优遇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日本的保守势力还很强大，在佛教方面也是如此。由于鉴真控制僧籍，旧教团感到利益受到威胁，从各方面攻击诽谤鉴真。
在这样逆境下，鉴真并没有灰心和气馁，又和弟子们一同建立了唐律招提，即现在日本著名的唐招提寺，为教育训练僧侣建立了制度和基地。七六三年五月初六日，这位高僧以七十六岁高龄寂化，埋骨在他五次渡航失败而终于到达的日本。
鉴真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这种功绩不是他个人的，但没有他的领导和坚持，是不可能有这样成功的。
鉴真东渡和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文化繁荣的时期，而他又有意识地率领一批有实际知识的人，带去不少书本、工具和技术。他把盛唐文化传到日本，经过日本的消化吸收和发展，成了天平文化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天平文化是可与盛唐文化相媲美而夸耀于世界的。
当然，鉴真的贡献主要在日本佛教方面。现在日本佛教史上，以鉴真为律宗的开山祖，授戒制度也由他开始。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看，鉴真一行的功绩，不止是把盛唐文化带到日本，而且是同日本固有文化相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鉴真最后一次所率领的人员中，有不少在文化、艺术方面是很有造诣的。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对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天平文化的影响是不小的。
天平文化的中心是佛教文化。在佛教艺术方面，如在寺院建造方面，向来日本佛寺中安置本尊的金堂是采用双层结构的，这和日本建筑很不相称。到唐招提寺的金堂，才开始改用单层结构。这是以中国寺院建筑为根据，并具有日本民族特点的。自此以后，日本寺院的金堂等建筑有了日本风格。
佛像的雕塑方面也是这样。天平以前只有铜铸和木雕两种，在手法、姿势和全体比例上，也没有日本风格。天平以后这种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造型上有写实主义风味，但这些不是唐式的翻版，而是具有日本的民族特点；材料也开始使用砖石和干漆。这些方面，鉴真一行是起过作用的。
干漆像是天平艺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种，鉴真坐像就是夹纻干漆像。这种雕塑方法是由鉴真弟子们传入，而且还由他们帮助日本艺术家们制作、掌握的。现在日本保存下来最大最宏伟的干漆雕像，即唐招提寺金堂的卢舍那佛坐像，在一九一八年修补时，发现台座有铭文，说明当时曾有日本艺术家参加制作。鉴真和他的弟子不仅把盛唐文化传到日本，而且还帮助他们使之融化到日本文化中。
在文学上也是这样。思托是始终跟随鉴真东渡的两个弟子中的一个，他到日本以后，就应道璿的要求，为其弟子讲经；以后又撰述了《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两书，虽然文字并不流畅，但在日本佛教文学和史料文学中，却创立了僧传的一格。
历史上记载，在光明皇太后患病时，鉴真献药，结果医治有效，说明他们对医药交流方面也是有贡献的。鉴真一行人数较多，而且都是经过有意选拔的，所以能在各方面作出贡献。
只要对人民有过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鉴真虽然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僧侣，可是今天还受到两国人民的纪念，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