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污染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文学和污染
李百臻
郭沫若在一九二○年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一诗中，对喷吐着浓烟的烟囱作过这样的描写：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
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里号召人们“要汇集千万种音响……呼啸着前进。”他还要：
蒸汽啊，
你的汽笛
嘶声叫喊吧。
时代的特点，特定的政治需要决定了这些作品所讴歌的对象。今天，人们是不会去非议前者的“歌颂浓烟”，后者的“赞扬噪音”的。
如果说环境污染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引起人类的普遍重视的话，早在三十年代，夏衍在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就曾对纱厂工房里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和令人窒息的尘埃作过淋漓尽致的描绘。对这“环境污染”的鞭挞和控诉，又有其特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由于本质上的迥异，今天人们也不会用那样的愤怒去对待存在于我们社会主义大地上的污染。
近来浏览报刊，偶尔见到了这样的句子：
那轰鸣飞动的天轮，那喷吐着浓烟的囱林，都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新生之感！新长征中阳光灿烂的一天开始了……
（从颜料厂流出的）红水河啊，你不分昼夜、奔流不息，象征着我们的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作者们的“比”、“兴”何以非寄托于这些污染不可？歌颂国家的兴旺、政权的稳固，除了诸如此类的噪音、浓烟、废水之外，就没有其他可寻觅的形象吗？我想，上述两位大诗人是不会替他们辩护的。夏衍三十年代之怒固不可有，但作者们在掂量其作品的社会效果时，是否也应同时兼顾一下这个节外之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