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史话——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贞观史话
——唐昭陵采访札记之三
昭陵博物馆收存和展出的许多碑、志和史料表明，唐太宗李世民等人在选拔、考核官员方面，也有一些革新的活动。
李世民曾经严厉批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不该陷于日常事务中，叫他们注意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求访贤哲”。他还亲自管这件事，把都督、刺史等地方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随时记载“善事”。他令宰相房玄龄和王珪负责每年考核官员，要求官员们做到“四善”：一是品德受人称道，二是清廉、谨慎、明智、有成绩，三是办事公道，四是勤奋认真不懈怠。除这“四善”外，还有具体要求，称为“二十七最”。比如，善于权衡人物，擢拔人材，是最好的选官；褒扬好人好事，抨击坏人坏事确当，是最好的考核官；裁决判断问题干脆利落而又合理，是最好的判事；审案推事合乎情理，处断公允，是最好的法官；训导有方，学生学习成绩好，是最好的学官；重视调查研究，反映和揭发问题准确，是最好的监察官；耕耨及时，收获成课，是最好的屯官；社会秩序安定，奸滥不行，是最好的行政长官；等等。考核“四善”、“二十七最”时，还规定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诌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这些考核标准当然具有阶级性，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全面贯彻，但是唐初朝廷注意考核，择优任用，同以前的一些朝廷比较，毕竟是政策上的一种改革，对调动官员，包括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作用，推动了各方面的革新。李世民说：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的，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能按关系亲疏、资格新旧定官职的大小。他所重用的文官武将中，既有隋朝的旧臣、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出身“低微”的宰相，还有奴仆出身的人。
唐太宗在选官和择将方面，执行着不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联独爱之如一。”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他的政策对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促进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是起到了作用的。来自少数民族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都受到重用。在一次战役后，武将薛万钧排挤少数民族将领契苾何力，想独享战功，两下闹得几乎要动武。李世民知道了，怒斥薛万钧，还要罢他的官职。
他为了破格起用一些有才干的、品位不高的人担任宰相职务，在制度上，也作了改革。初唐沿用隋制，由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共议国事，相互制约，行使宰相职权。太宗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改进，设置了参议得失的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当宰相使用，但官阶品位不高。这样做不受官品的限制，可破格使一些有才干的人担负重任。贞观时期比较注意通过学校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择优任用和选拔官员，保证各项事业的开展与革新创造条件。贞观五年（六三一年）在长安设置了国子监。当时学风很盛。京师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画学、律学、算学等，又设弘文、崇文两馆。邻近诸国都遣送子弟来唐学习。在考核制度上，也有改进，由礼部考试选荐人才，由吏部考核选任官员，实际上是两次“择优”，鼓励人们要有真才实学。当时不光是择优加官进爵或破格赏赐，而且很重视各种荣誉奖励，对有贡献、有才学的人授以较高的荣誉地位和“学位”。比如，公元六四三年，在凌烟阁上画了二十四功臣像；一些大学问家被荣称为十八学士，画像也悬于凌烟阁。
李世民重视“择优”，又赏罚分明。公元六三七年，他颁行了唐律唐令，执法比较严明，对官员过失的斥责也较严厉。尉迟敬德经常在庆善宫出席宴会，如果别人的坐次在他之前，他就质问人家有什么功劳，“敢居我上”。有一次任城王李道宗劝他不要吵架，他竟勃然大怒，险些把人家的眼睛打瞎。太宗在席后提醒敬德想一想韩信、彭越为什么会被汉高祖刘邦杀掉，并且警告说，国家纲纪，离不开赏罚，不能光靠皇帝开恩宽容，应自己注意检点，否则后悔就来不及了。这次谈话以后，敬德吓得呆在家里再三请求辞职，再也不敢闹地位了。由于他知道改过，唐太宗仍给他很高的荣誉，死前担任相当于高级顾问的职务。
在昭陵东南方，有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牛犊塚”的小墓，远远低于一般功臣陪葬墓的规格。这却是唐太宗的长子，被废掉的太子李承乾的墓葬。这个太子的作风很坏，胡作非为，李世民曾一再公开斥责他。当他心怀叵测，罪过更大时，太宗就把他废为庶人，流放黔州，贞观十九年死在那里。要不是李承乾的孙子在唐玄宗时当了宰相，为他求情，是不能移柩昭陵陪葬的。
中国古代很多王朝在上升时期，大都注意“择优”、“求贤”，但是做得比较好，形成一套制度，维持较长时间的，却是初唐。李世民和“贞观之治”所以受到后世的称道，这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
本报记者 王焕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