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聂华苓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湖北人聂华苓
萧乾
一 由怨到爱
一到衣阿华，我就向女主人聂华苓表示了一个愿望：想通过深谈，了解一下海外中国作家这三十年所走的道路，并且打算从她开始。这个愿望立刻得到她热烈的赞许。然而她是个比旋风转得还要欢的大忙人，时间只能由她来定。
这一天早晨，我们各坐在她那间宽敞雅致的客厅的长沙发一端，开始了交谈。
“我是个湖北人”，她用浓重的鄂中口音开了头。我听得出，这句话里蕴藏着多么深厚的乡土感。“生在宜昌。我祖父中过举，放了个知县。赴任的半途，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折回来，随后参加了讨袁。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偏偏在一九三四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慌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我十四岁就当流亡学生，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满处转。一路上吃的真是‘八宝饭’——砂子、老鼠屎，什么都有。满身是疮，净打摆子。后来考上四川长寿国立第十二中。毕业以后，大学先修班要保送我去西南联大，可我连木炭车钱也筹不出。这样就进了中央大学。四九年我亡命台湾。当时我怕革命。我怕共产党。在家里我是老大，逃的时候还带着妈妈弟妹，一家五口，狼狈得很哩。
“对，说说我怎么跳出个人恩怨，重新认识历史的吧。
“为了养家，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象你一样，我也管文艺栏。十一年的编辑工作，我认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中国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么忠实的老国民党员，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五六年‘老头子’做七十整寿，我们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一些缺陷，批评了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雷震后来可坐了整整十年的牢。
“首先使我睁开眼睛的就是台湾那帮特务。为了躲他们，我们的刊物得换七家印刷厂。六○年九月四号那天，一帮特务早晨九点闯进我们家。他们什么也没搜出来。在这之前以及以后，经常有特务在门口监视着我们。日子过得好揪心呀，连给朋友们写信都不敢。
“刊物关了门，我这个嫌疑犯也失业了。六二年台大中文系的台静农先生冒了好大风险把我请去教写作，这才算有了饭碗。后来台中的东海大学也请我去教创作，可是六三年我妈妈患肺癌去世的时候，我连安葬费也拿不出！
“那阵子我开始偷偷看了点大陆上的作品。先向东海大学借到鲁迅的书，也看了旁人的（那也是冒了大险的）。对国民党的‘法统’呀，‘自由’呀，我看穿了。可是同大陆，好象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个人恩怨。
“这个疙瘩还是同保罗一道翻译《毛主席诗词》（注1）的时候解开的。我们是七○年底动手这项工作的。当时尼克松还没去北京呢，所以不是为了赶浪头。
“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我们参看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象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以我们那个译本有个特色：不但在每首诗词后边都注了时代背景，并且写上我们的体会。
“对我来说，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毛主席心里只想着革命，绝不从个人恩怨出发。长征对毛主席个人来说，损失有多么惨重！三个孩子半路丢在农民家里，正怀孕的贺子珍身上给炸伤了二十处。毛泽覃牺牲了。几百位妇女参加长征，只有三十位活着到的延安。论仇，这有多深啊！可是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只考虑民族大义，完全不计较个人恩怨。我这才认识到，在历史转折点上，去算个人的恩怨账是多么渺小！
“我也明白了几十年来国民党向我宣传的‘匪’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了几万万人民，为了子孙，为了建设一个合理的社会，什么艰险也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从诗词格律的严谨，我佩服毛主席的学问。但是更打动我的，还是他那伟大的胸襟：驾驭自然，战胜瘟疫；为了改变人性而变革社会、政治制度。他抒发的不是个人的感情，而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昆仑》里的‘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那是多么崇高的境界！
“上次回来探亲，又受到一次启发，在那以前我们走了七八个亚洲国家，我心里有个比较。特别是印度。在那里我好象见到了旧中国：饥饿、贫困、懒散、消极，好象什么也不想变。在新德里，印度作家们请我去作客。在宴会上我讲了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我说，我爱中国，因为它是一个不满足现状、永远向上的国家。”
二 象征的写实
说来聂华苓的创作生涯还是在南京开始的。四九年她就用远思这个笔名写文章了。她说有一篇《变形虫》是讽刺投机者的。她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写从大陆逃到台湾的小市民的生活和心理状态的。《失去的金铃子》是她的第一个长篇，通过女主人公苓子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描写抗战时期一个女孩子庄严而痛苦的成长过程。作品构思新颖，文笔细腻，很富感染力。例如写秋虫金铃子那段：
“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若断若续，低微清越，不知从何处飘来，好象一根金丝，一匝匝的，在田野上绕，在树枝上绕，在我心上绕；越绕越长，也越明亮。我几乎可以看见一缕细悠悠的金光。那声音透着点儿什么？也许是欢乐，但我却听出悲哀。不，也不是悲哀，而是点不同的东西。只要有生命，就有它存在，很深，很细，很飘忽……”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回答“苓子是我吗？”这个问题时说：“文学除供欣赏乐趣外，最重要的是使人思索，使人不安，使人探究。”
聂华苓更大胆的一个尝试，是她的寓言体小说《桑青与桃红》。在创作方法上，她企图综合中国传统的以及现代西方的技巧。主题是通过女主人公的精神分裂，来象征国家政治上的动乱在这一代中国人内心所造成的悲剧。桑青和桃红是同一女主人公的双重人格。作品以书简和日记形式，把现在与过去交织起来。
全书分四个部分。故事从全面抗战开始，纯朴的桑青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同一批流亡学生乘船在三峡的激流里颠簸漂荡。第二部分的背景是兵临城下的北平，时间是四九年初。作品通过桑青的翁姑——一个头脑腐朽、全身瘫痪的女人的胡言乱语，烘托出蒋家王朝的日暮途穷。第三部分的标题是《台北一阁楼》，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夏至一九五九年夏。描写尘埃满布、老鼠横行的一座即将坍塌的阁楼，那里，僵尸从墓中爬起来吮生人的血。小说在台北《联合报》上连载，登到这部分，台北的书刊检查老爷就把它腰斩了。在第四部分中，逃到美国的桑青变成了桃红。她受到移民局的追缉。当她就擒、移民局问她递解出境后投奔何处时，她颓然回答说：“不知道。”这个简短答语深刻有力地概括了一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流亡者的悲惨命运。
此外，聂华苓还写了中篇小说《紫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一朵小白花》，《台湾轶事》；散文集《萝谷集》以及传记《沈从文评传》。今年，哥伦比亚大学将出版她编译的《百花齐放文集》（两卷）。
最近她在给笔者的一封信里兴奋地写道：“今天接到国内消息，我的两本书（注2）将在国内出版，我很高兴。我的书在台湾已被禁，现在可在国内出版，对我个人而言，是作为作家的我又复活了。”
三 桥梁建筑师
托尔斯泰把幸福的家庭说成是千篇一律，未免武断了些。起码有青梅竹马、一帆风顺的，有吃尽婚姻的苦头，走了漫长一段坎坷道路之后，才找到归宿的。华苓和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结合就属于后一种。正由于两人在生活上都有过一段辛酸史，所以结婚后，他们十年如一日地相亲相爱着。
文学事业——他们所共同献身的事业，是两人之间的坚实纽带。这既包括他们各自的创作——他们两人都是勤奋而有成就的作家，也包括他们为国内外其他同行创造写作条件而做出的崇高努力。
早在一九四一年，安格尔就在衣阿华大学创办了作家工作室。在西方大学教育史上，那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一个学生可以不需写学究式的论文，仅凭一部小说、一首长诗、一个剧本，就可以获得学位。在学院派的先生们眼里，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然而四十年来，这个工作室培养出象田尼西·威廉斯那样的剧作家，菲立普·莱文那样的小说家，Ｗ·Ｄ·斯诺德格拉斯那样的诗人。
一九六三年，保罗·安格尔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走访亚洲。在驻台北美国领事馆举行的酒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华苓。次年，她就挣脱了台湾特务的监视，赴美参加了这个作家工作室。一次在克拉威尔水库上划船，华苓忽然心血来潮，向保罗建议办个国际性的作家工作室，每年分批把各国作家请到衣阿华城来，为他们提供写作条件，并促进各国作家间的思想交流。保罗听了，连连摇头。这个想法太大胆了——简直发了疯。那得筹措多么大一笔款项啊！华苓争辩说，先谈这件事值不值得办；如果值得办，再考虑实现的办法。国际文学界这个绝无仅有的组织，就这么在他们头脑中诞生了。
为了筹款，他们牺牲了写作时间，四处奔走：从私人，从公司企业，大数目小数目地拼凑起来。一九六六年衣阿华大学为他们开了绿灯，第一届写作中心是六七年举行的。那一届十八位作家中间，有来自香港的戴天和台北的痖弦。从那以后，每年九月至十二月，衣阿华城的五月花公寓里就住进三四十位来自五大洲的作家，大厅里出现各种民族服装，电梯里说起各种语言。七○年以后，又得到美国国务院在经费上的支持。十三年来，这个组织已接待了来自五大洲六七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百多位作家，在国际文学界，他们得到日益广泛的群众的支持。
除了一年一度的聚会，这个组织还翻译出版了不少各国作家的选集，如罗马尼亚的史提芬·杜伊纳士和希腊的嘉特莲娜·诺克的诗集，中国作家叶维廉选译的《现代中国诗选》以及日本诗人木岛始编选的《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诗选》。
一九七六年，以南斯拉夫作家阿哈密德·伊玛莫利克为首的二十六位作家（代表二十四个国家）倡议推举他们二人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很快就有二百七十位各国作家在倡议书上签了名。倡议书说：“安格尔夫妇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在艺术史上，从没有一对夫妇这样无私地献身于一个伟大的理想。”伊玛莫利克说：“安格尔夫妇是创作力十分旺盛的作家。然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创作，他们情愿作出个人牺牲。这种无私的精神实在难得。”
一九七七年，六十九岁的保罗退休了。聂华苓接替他为这个组织的主持人。保罗仍是这个组织全时间工作的顾问。
七九年秋，我国作家第一次参加了这个国际写作中心，而且今后将继续参加下去。这就为这个组织又增添了一种崭新的功能：它已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在文学方面的一道重要桥梁，而华苓和她的保罗是这道桥梁的建筑师。
（注1）：《毛泽东诗集》（Ｔhe Ｐoetry of Ｍao Ｔse—tung），一九七三年伦敦Ｗildwood Ｈouse出版社出版。
（注2）：《失去的金铃子》及《桑青与桃红》将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