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刘宝金冤案的阻力在哪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平反刘宝金冤案的阻力在哪里？
本报记者 顾 雷 史 博 阎晶昌
天津市蓟县刘宝金同志沉冤十四年，他全家三代人，到县、市和中央有关单位上访三百多次，写申诉材料二百多份；近半年来又经中央处理上访问题检查组、天津市委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派人进行多次调查，确认是一冤案，指示蓟县县委予以复查平反。但县委书记马树魁同志进行顽固对抗，硬是顶着不办，至今仍未得到彻底平反。象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虽然为数不多，但就其有组织有计划抗拒的情节来看，绝不能掉以轻心，要认真研究分析，找出其中的教训。
歪曲诬陷
刘宝金，蓟县人，出身贫农，历史清白，抗日战争时期是儿童团团长。一九四九年入党，一九五一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县银行副行长、县财委副主任、邦均公社书记等职务，工作勤恳，认真负责，没有犯过任何政治性错误。从四清开始，却先后被诬陷为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危险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七年徒刑，四次被关押。在十四年中有八年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那么，刘宝金究竟有什么样的“罪行”呢？定案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九六一年，刘宝金由县财委副主任调任邦均公社党委书记，他爱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要求退职，带着五个孩子和他一起搬到乡下落户，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为解决他一家人住房问题，县有关部门批准，卖给他一些旧木材等建筑材料，价格按进价或稍低一点价格计算，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四清时，却把这些木材等一律按好材料计算，这样就高出原购价几倍。例如县银行卖给他的一批旧木料，是按进价计算的，收款五十元，四清时算成一百八十二元。用这样的计算方法，硬说他“低价套购国家不足物资”，占了几百元的便宜，并让他退赔了这部分钱。县委据此把刘宝金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这种处理，完全歪曲了事实。
二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十几名群众在县城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一个干部历史上当过伪军等问题，虽事出有因，其中确有事实不准确之处。当时，县委毫无根据地肯定这张大字报是在刘宝金操纵下写的，即以所谓“诬陷革命干部”和“翻四清案”的罪名，经县委书记马树魁亲自批准，将刘宝金拘捕。后来，县革委会以此为根据，将他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交群众管制，完全剥夺了刘宝金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这完全是对刘宝金的诬陷。
刘宝金对这样的处理不服，不断上访、申诉。马树魁等对此十分恼火，他们竟利用职权，在刘宝金上诉时，将其处分逐步升级，直到判处七年徒刑。
粉碎“四人帮”后，刘宝金服刑期满回家。他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曾几次到马树魁家里，要求复查。但马树魁却把这种正当行为，诬为“威胁领导安全”，指示县公安局：如果刘宝金再进城，即予拘捕。一九七八年，正当全国掀起揭批查高潮时，刘宝金于七月五日受生产队派遣，外出买葱籽，顺便到县委大院看大字报，被县委办公室的人发现，他们立即通知公安局将刘宝金拘捕。马树魁并指示公安局，捏造“非法外出”、“实属危险分子”的罪名上报，要求将刘宝金逮捕法办。天津市公安局领导上批示：“拘押三、五天，不要超过十天，不可久拘，迅速处理”。马树魁等人拒不执行。这时，刘宝金所在生产队派人到县里，说明“刘宝金不是非法外出”，要求把人领回，也被拒绝，致使刘宝金无故被关押了一百一十八天。粉碎“四人帮”两年后，马树魁依然无视党纪国法，继续迫害刘宝金，制造新的冤案，问题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
顽固抗拒
一九七九年九月，天津市委专门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和中央处理上访问题检查组一起，先后四次到蓟县进行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完全否定了过去给刘宝金定案的一切不实之词，证明刘宝金是个好同志，他是无罪的。据此，提出让马树魁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宝金这一冤案进行复查、平反。但马树魁等人仍坚持错误立场，根本不理睬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和市委的指示，对要给刘宝金平反，明目张胆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抗。
马树魁对要给刘宝金平反特别反感，矢口否认刘宝金一案是冤案。他在去年十二月天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当着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同志的面，攻击市委说：“市委落实人的政策出现右的苗头，有一风吹现象，值得警惕。例如刘宝金根本不存在平反问题”。之后，陈伟达同志指定市委负责同志帮助他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同时批评了马树魁的这种错误论点，指出这是同三中全会关于抓紧落实政策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以免其在错误的道路上滑得太远。这时候，马树魁仍然顽固抵制，扬言：“如果给刘宝金平反，我们县委就无法干了！”
马树魁在市委负责同志跟他谈话的时候，虽然口头上答应复查，行动上却阳奉阴违。他回到县里即组织了反调查，指定县公、检、法的一些人，专门查找刘宝金的所谓“罪行”，并写出一份反调查报告，逐条批驳天津市委要给刘宝金平反的决定。马树魁亲自召开了两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肯定反调查报告是正确的。他在一月十六日下午第二次县委常委会上说什么：“要坚持原则，不要盲目追随少数人的意见”、“大家要独立思考，不要无原则的迁就”、“常委的意见要一致，县委复查组的意见是对的”。在他的指示下，县委于一月二十一日作出决议，形成正式文件，上报市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这个报告最后的结论写着：“刘宝金一案根本不存在改正和平反问题”。这时，马树魁公然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利用党的一级组织，抗拒三中全会关于要抓紧落实政策的精神和市委的指示，抗拒到底的决心已经昭然若揭。
天津市委负责同志组织有关人员，专门研究了蓟县县委的反调查报告，以充分的事实，反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指出马树魁这样做，是肆意对抗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破坏党的组织原则。从爱护马树魁出发，市委负责同志明确告诉他：“如果县委拒不平反，将由市委直接平反，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马树魁仍然肆无忌惮地攻击天津市委，说这是“卡脖子”平反。时隔一个月后，县委在二月二十日作出的给刘宝金平反的第一个决定中，一开头就写上“我们根据市委有关领导指示”的字样，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本来不应该给刘宝金平反，只是因为有市委的压力，不得不平反。态度依然十分嚣张，他们在这次平反决定中，给刘宝金留下了很大尾巴，继续顽抗。市委接到这个平反决定后，一方面批评他们的错误，一方面向他们晓以大义，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要他们改弦更张。同时指出，给刘宝金平反留尾巴是不符合政策的。
虽经天津市委一再催促，马树魁在三月三日县委常委会上，仍愤懑地说：“市委说我们上次的平反报告中留下了尾巴，这次我们不叙述事实了。”按照这种说法，好象市委不准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这显然是对市委指示的歪曲。他们经过一番安排，在三月十一日作出了第二个平反决定，既不讲为什么要给刘宝金平反，也不讲他们过去错在什么地方，未经刘宝金本人同意，也不报市委，就匆忙发到全县。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刘宝金是坏人”的印象，在没有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的情况下就草率地宣布彻底平反，群众不明真相，这当然影响不好，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有人反对。马树魁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群众中制造不满情绪，并把这种不满引向天津市委和中央的政策。
天津市委于四月一日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了蓟县的问题，认为蓟县县委、特别是马树魁一直抵制三中全会关于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是党纪所不能允许的，并作出决定，责成马树魁和县委作深刻检查，迅速给刘宝金彻底平反。而马树魁至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点启示
粉碎“四人帮”三年半后，象马树魁这样坚持错误路线，利用手中权力一再对抗上级党组织要给刘宝金平反的指示，错误是严重的。
从天津市委决定给刘宝金平反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读者会问，一个县委书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对抗市委呢？经过调查，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马树魁在蓟县工作多年，对刘宝金一案的全过程是清楚的，处理刘宝金的一些极端措施，他是参预或批准的，例如，定蜕化变质分子，他是知道的；判七年徒刑，他是亲自签字盖章的；粉碎“四人帮”后，无故拘押刘宝金一百一十八天，是他指使的。所以，他对这一冤案应负主要责任。对此，他既不愿承担责任，也不愿否定自己。同时，他已经把蓟县变成了他个人可以为所欲为、随意破坏党的方针、政策的独立王国。所以他敢于如此坚持错误；
其二，马树魁敢于这样干，还因为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冯勤同志的支持。冯勤为了干扰、动摇市委的决心，公然在市委内部进行游说：“刘宝金是坏人”，以此证明马树魁不给刘宝金平反是对的。冯勤为什么这样做呢？原来他是在蓟县突击提干上来的，是由马树魁于一九七四年推荐到市里的。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也有错误，至今未作检查。他们有共同的立场、观点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互相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刘宝金一案平反的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党中央作出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定，要得到贯彻还要经过一番斗争。刘宝金一案是马树魁和蓟县县委造成的，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地宣布刘宝金无罪呢！由此看来，大凡制造或参预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如不转变立场，勇于改正错误，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是难以为受害的人平反的。这就是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了。在蓟县的领导干部中就有人讲“刘宝金这样的案子多着哩，如要给他平反，许多人都得平反”。这种论调，说明在蓟县至今仍有不少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平反。由此看来，天津市委下决心要彻底解决蓟县的问题，是非常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