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本报特约评论员
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研究和解决了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推进四化，保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关键，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党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充满信心，但也有不少忧虑，有些人则产生怀疑。这种忧虑和怀疑，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在遭到了严重破坏，党的领导和党的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能力领导中国实现四化？党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作出怎么样的艰苦努力？五中全会有说服力地、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更加自觉地沿着党指出的道路去争取胜利。
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早已经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活生生的现实。当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刚刚诞生的时候，在党内外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没有足够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事干部和士兵，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搞武装斗争，是必然要失败的。事实证明，这种悲观的估计完全错了。建国初期，又有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打仗可以，进入城市搞建设就要失败。事实证明，这种估计也错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本来已经正确地提出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但没有得到贯彻，反而在后来的工作指导上出现了失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走了一个曲折的道路。于是，又有了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实现四化。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广义上说，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本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变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都为之努力奋斗过的理想。但是，各种方案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首先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历史证明，这个任务，已经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完成了。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这个胜利，并且紧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可能来现实地而不是空洞地谈论四化问题。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往往忘记了这个刚刚过去的历史，他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些表面现象，看到了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就产生了动摇，似乎在中国，还可以幻想什么别种力量能够领导我们实现四化。他们没有认真严肃地想一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们不清楚我们民族已经走过来的道路，有些人本来是清楚的，后来又忘记了。
当然，我们党也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党是有足够的勇气来揭开自己身上的脓疮，有足够的力量来医治自己身上的创伤的。三年多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作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党的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更加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我们党是把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坚持到底的。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样多、这样大的问题，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党经历了一次大的挫折以后所获得的巨大进步。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个伟大的党。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有能力有资格领导我们实现四化。
但是，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在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党要肩负起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四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必须切实改善党的领导。
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是从破坏党的领导开始的。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冲垮了党的组织系统。他们破坏了党的组织生活和组织纪律，践踏民主集中制原则。他们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政。这样的统治，居然横行了十年之久。这就不能不迫使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党的领导起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致于被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来鱼目混珠？
什么是党的领导，它靠什么来维持、检验和加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说，第一，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依靠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坚韧性和牺牲精神；第二，依靠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第三，依靠党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战略、策略的正确，而这种正确的领导，只能由广大群众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来认识。列宁指出，这些条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只有经过党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造成。列宁的这个论述，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怎样坚持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
长期以来，我们党的领导正是建筑在列宁所说的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的。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我们党依靠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依靠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夺得了胜利，获取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总结出了一整套保证党实行正确领导的原则和方法。但是，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地位变了。党领导一切，党享有崇高的威望。“听党的话”，这不仅对于全体党员而且对于全国人民都是无尚光荣的。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同志看来，似乎这就意味着党有“无限”的权力了。他们开始慢慢地忘记了党的威信是怎样形成起来的。权力大了，听不见群众的声音，脱离了实际。甚至以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从群众中来，从实践中来，而是从拥有权力的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中开始出现了一些偏差。本来，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时产生错误，这是难于避免的，但是有些错误我们没有及时克服，或者暂时克服了，不久又以更严重的形式重犯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比以前疏远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不到遵守，个人独断专行，甚至有领导地让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起来。党的领导不象从前那样坚强了。正是这种情况，为林彪、“四人帮”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条件来破坏我们的党。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卓有成效地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总结了解放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同时制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五中全会继续贯彻并且发展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中央开始，进一步解决了组织路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还要回到群众中去，使之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为之奋斗到底。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路线、方针、政策本身的正确，靠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引导群众在他们的亲身经验中去认识、去掌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领导，就是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用一切有效的适当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性；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性以后，就去指导群众，组织群众，使他们行动起来，同时在和群众的共同斗争中，检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继续不断地提高群众为党的纲领而斗争的自觉性。“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刘少奇：《论党》）抹煞和否认人民群众自觉性的意义，无限夸大个人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那样，就会把群众（包括党员群众）当作只能按照既定的安排去举手、投票、游行、欢呼的无意志的芸芸众生，而把党的领导人当成是高踞群众之上，由他恩赐给群众包括“民主”在内的一切权利的救世主。既然人民群众的一切权利，都是个人恩赐的，那末，党的章程、纲领，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就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党的领导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
党的五中全会有力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全会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保证集体领导的实现。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党的领袖的接班，也是一个集体的接班。这是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正确可靠的办法。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使得一些时期以来党内外、国内外所担心的我们党的路线的稳定性和继承性问题，从党的制度上得到了保证。这是改善党的领导的极为重要的措施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纠正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批冤、假、错案，同时为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了大量工作。中央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整顿党风党纪，严肃处理了一些违法乱纪、侵害群众利益的党员干部，教育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特殊化，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重大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党和群众的关系改善了，联系密切了。林彪、“四人帮”那种把“党的领导”建筑在少数人的“无限”权力和群众的畏惧心理上面的专制主义流毒，虽然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还可能存在着，但是已经没有多大市场了。
党的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对共产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强调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力求作群众的榜样，决不允许享有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权益，决不允许享有职务权限以外的任何权力。这不仅是全体党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党纪党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监督党员的工作和作风，帮助党进行整顿的依据和武器。这是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组织战斗力的重大措施。
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明确了今后工作的着重点是搞经济建设，全党全国要一心一意奔向四化。这就要求我们党的组织状况、党员状况、党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适应新的环境。解决这个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搞不上去，一切都将成为空话。我们要有信心，同时又要十分清醒地充分估计到我们的弱点，承认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是很不够的，老老实实认真学习。学会充分发挥群众和专家们的智慧的工作方法，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去干扰他们，压制他们；学会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充实和更新干部队伍；学会所领导的部门的业务，变外行为内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我们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赢得胜利。现在，我们有了自觉性，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够在建设中学会建设，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实现四化的胜利。
要进行坚决的艰苦的斗争
我们不能设想，“四人帮”粉碎了，党的五中全会完满结束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就可以顺利进行，不会遇到困难甚至抵抗。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也遇到一小部分人的顽抗。我们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在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四人帮”是垮台了，他们的组织残余和思想残余还存在，还在起作用。有的人继续活动，而且相当放肆，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了节节抗拒的态度。他们或者公开抵制，咬牙切齿；或者阳奉阴违，消极对抗。对于这种势力，我们不能手软，只有坚决揭露，认真解决，才能保证党的坚强领导。
当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党内一部分干部产生了骄傲情绪，产生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这是一个老问题。党中央曾不断发出警告。建国不久，中央就尖锐地提出，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这种错误倾向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这种思想毒素并没有完全肃清，还在起着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破坏党的领导的腐蚀作用。
在我们党内，确有一部分同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摆脱党和群众的监督，总是以为他们的行为以及所负责的工作，是不必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的。他们把党和人民交给他们负责的工作，当作个人的事业，心目中既没有党的位置，也没有群众的位置；这种思想作风，是削弱党的领导的重大因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就向全党提出过警告，指出，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今天看来，如果当时全党能够真的以此为戒，也许可以避免大的挫折或者少犯些错误。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温中央的这个忠告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的同志，并没有真正从这个挫折中接受应有的教训，他们总是以为，既然我是领导者，那当然就比群众懂得多。他们不仅不同群众商量，而且听到不同意见，就大发雷霆。如果坚持这种作法，就不能够保证党的工作的正确进行，结果就会败坏党的领导。
官僚主义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重大障碍，也是实现四化的重大障碍，我们要同它进行严肃的斗争。但是，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简单急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列宁曾经批评过那种以为只有当我们彻底消灭了那个叫官僚主义的“肿瘤”以后，群众的主动精神才可能表现出来，并且抱怨同官僚主义者试作过两、三次斗争，结果都遭到失败因而感到失望的小资产阶级幼稚病。列宁认为，官僚主义是不可以象肿瘤一样“立刻割除、彻底消灭”的，他指出，可以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但是，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却不能“赶走”、不能“彻底消灭”官僚主义，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它减少。列宁说，“在一个农民的和极端贫困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作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斗争，不要一遭到失败就垂头丧气。”（《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1页）列宁的分析，也适合于中国的情况，我们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病，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同时，我们当然不能忽视从另一方面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不能忽视林彪、“四人帮”留下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他们在形式上是官僚主义的对立物，并且总是宣称和群众在一起的。但是，其思想实质，都是蔑视组织，蔑视群众，突出个人。这种思潮也是败坏党的领导的重大因素。我们党所以能够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种思潮正是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宣传对群众自发性的崇拜，否认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一些特点，和列宁当年所揭露的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颇有相似之处。这些观点是：党不应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党内应容许自由的团体的存在，个人可以自行其是；要求党员服从党的决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少数服从多数是“硬性压制”党员意志；全体党员服从党的纪律是在党内建立“农奴制度”；党内不要集中而要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制”；个人和各个党组织有权不执行党的决议，等等。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共产党员，还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讲得那么坦率。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可是，我们一些共产党员，却对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组织决定了的东西，甚至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向党组织表示自己的意见，却不管场合，不管党的纪律，任意散布不满、不信任和反对意见。他们可以毫不负责任地随意抨击党的现行政策，抨击他们所认为的党的问题和错误，好象这个被抨击的党不是他们所参加的党，是和他们毫不相干的。他们可以在任何场合评议党的决议和政策，有的甚至就象一个反对党议员在抨击执政党的政策一样充满着讽刺和嘲弄。他们虽然组织上还要党员这个称号，但思想早已退了党；而组织上的保留也只是要享受党员的权利，却不愿意履行党员的义务，不愿意遵守党的纪律。这种看着自己的党遇到了困难和问题，而在一旁指手划脚、冷言冷语的行为，严重地涣散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纪律，瓦解党的斗志，是一种腐蚀剂。我们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就必须同这种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他们忘记了党的性质，忘记了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引导群众前进。有些人，自以为是代表群众的，其实，他们的一些言论，正是在党遇到挫折之后产生的一种屈服于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坚定表现。这种思想和态度不克服，就无法坚持党的领导。和官僚主义的存在一样，这种思潮在一个时期内的泛滥，在我们国家是不奇怪的。问题是，我们要有自觉性，要主动地去克服这种思潮，要敢于去领导，去斗争，而不是放弃领导。事实证明，这种思潮越泛滥，人民群众就越是要求加强党的领导。为了改善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要进行坚决的、艰苦的不懈斗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个斗争的胜利，因为这是人民群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