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的人——铁托同志生平片断（上）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钢铁的人
——铁托同志生平片断（上）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一八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库姆罗韦茨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妹十五人，他排行第七。铁托的童年是很艰苦的。从十二岁起，他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和学徒工，并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兵役，因“在士兵中间发表反战的言论”而被捕，后被派往前线同沙俄作战时又被俘。十月革命时，铁托在俄国的鄂木斯克参加国际“赤卫队”。一九二○年他回国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工人进行斗争。
在工人运动中
“同志们，加入战斗的工会组织，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铁托从他一九二○年参加共产党起就投身于工人运动，积极参与了南斯拉夫工业城市的罢工运动，领导工人同资本主义剥削、压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铁托在一九二七年生平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首都附近一家火车车厢工厂的情况。他写道，“这里的工作时间长到每天十六小时。卫生条件的确是惊人的恶劣。今年的冬季，一半的工人都染上了肺炎。……工人们每天都无缘无故地被处以罚款”。文章号召：“同志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别无他法。没有人会来关心我们的。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同志们，我们一定都要加入战斗的工会组织，然后展开一场有力的斗争，来反对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
在法庭上
“我不认为我有罪，因为我不承认这个资产阶级法庭的权力。”
铁托在工人中间组织斗争，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两度被捕。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敌人的法庭上，铁托大义凛然，他的铿锵有力的答辩使敌人丧胆：
“虽然我承认检查官起诉书中所控告的罪名，我并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并不承认这个资产阶级法庭的权力。我认为我只对自己的党负责，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我承认我传播过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过共产主义，承认我在公开的会议上和在私人交谈时都阐述过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公平和不义。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些会议是在什么地方召开的。自从一九二一年党被禁止，成为非法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干的。”
那时一家当地的右派报纸《新闻报》对这次审讯作了如下的报道：
“关于共产党人案件的审讯昨天在萨格勒布法院大厅里继续举行。在听取被告弗拉尼奥·诺沃塞利奇的供词后，约瑟普·布罗兹被带到庭上。毫无疑问，他是这次审讯中最使人感兴趣的一个，他的面孔使人联想起钢铁。他的目光炯炯，透过眼镜看来是冷酷的，但是有力的。在他的案件里，他在法庭上的态度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表示高傲而已，因为他早已受到控告，并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数度被判刑。人数众多的旁听者无疑知道他对他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在听取他的供词的整个过程中，法庭上一直保持寂静无声。”
十一月十四日宣布判决。约瑟普·布罗兹被判处苦役五年。宣判后，首席法官下令带走被告，并用铁链锁起来。约瑟普·布罗兹在离开法庭时高呼：“南斯拉夫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
《新闻报》十一月十五日在关于这次审判结束的评论中写道：“被称作为投掷炸弹案的这次共产党人审判昨天结束了。在结束时，布罗兹的声音再次在法庭占了优势。在判决宣布后，他站立起来，面对着那些已经站起来准备退出法庭的人数众多的旁听者大声喊了三次：‘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在法庭上当然会有不少他的同志的。可是，他的同志们并没有跟着他喊，尽管他们在心里是跟着他一起喊的。就这样，这位不屈的共产党员消失在监狱的高墙后面，他就象一个船长在船快沉没时发出口号一样。”
两天之后，还不是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战斗报》也对这次审判发表评论。评论指出：
“这次对约瑟普·布罗兹和他的同志的审讯已经暴露了我们司法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法庭已经降低到仅仅是警察工具的水平。
“如果资产阶级想要以这种司法手段来击退工人阶级的斗争，那他们是完全错了。在无辜的牺牲者的血泊中会有数以千计的新生战士站起来的，而资产阶级的法庭所判决的长年苦役只是成为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刺激。”
在监狱里
“假释意味着犯人悔过自新，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政治信仰，不要求提前释放。”
铁托在狱中建立了党支部，组织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著作，翻译《资本论》，并组织狱中斗争。铁托在日后回忆这些日子的时候讲道：
“我对机械的知识又证明有用了。狱中有个小发电厂，我被派去负责管理这个电厂，并允许看书。”“我们在狱中有很多同志，不久我们在列波格拉瓦的灰色城墙里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可观的支部。”
“在外面，统治者的镇压实际上破坏了我们党的全部组织。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在监狱中的人更好地利用时间。在党被宣布非法时参加党因此缺少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青年人，为了将来的工作，特别需要训练。我们以仅有的几本书和有限的方法组织了学习和讲演。”
“这种尚可容忍的生活不久结束了，因为我受到不公正的控诉，说我企图组织逃跑。我被送进南斯拉夫最坏的监狱，关在一间臭气冲天的隔离室内。在这座监狱中还有其他的同志们。我们设法互通消息、组织起来，并以绝食威胁，终于取得了一些让步，例如允许我们在牢房里点灯到半夜，在院子里每天放一次风，星期天放两次风。不准我们互相讲话，但是我们用手语：一人看起来在搔头，其实他的手指在拼发莫尔斯电码。我们设法偷带进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特别是《反杜林论》……”
“他们用了好多办法企图感化我。一次典狱长把我叫到他的跟前，问我为什么不申请假释。我回答说：‘假释出狱意味着犯人悔过自新，至少表示他愿意悔过。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政治信仰，所以，我不想要求提前释放。’”
就这样，铁托在狱中度过了近五年半的时间。
在整顿南共的斗争中
“如果领导远离实际斗争，运动成功是不可能的。等待外国的指示，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对运动是非常危险的。”
一九三四年铁托刑满出狱后，去南共中央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当时，南共中央机关流亡在维也纳和巴黎，派别斗争激烈。铁托在反对党内派别斗争，争取党的团结、统一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一段时间。铁托主张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国内，认为党的工作取得胜利的基本前提在于党的领导人“必须了解本国情况”。但当时的南共总书记戈尔基奇等人反对他的建议。一九三七年底铁托被任命为总书记，翌年他回国进行党的改组工作。关于改组的原则，铁托说：“首先，中央委员会应当在南斯拉夫国内，在人民中间工作。如果工人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远离实际斗争，要取得运动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等待国外的指示，用别人的头脑来代替自己的头脑，对于每个这种运动是非常危险的。此外，国外流亡生活易使人们走向腐化，除非他们在政治上非常进步。政治流亡对一个政治工作者来说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在国内，在他自己的人民中间，情况就会好些，因为他能够在那里和他们一同战斗，和他们同甘共苦。”
“因此，在担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我就把在国外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流浪了六年的中央委员会总部迁到南斯拉夫。同时，我要尽我的一切可能劝说我们在国外的同志回来，特别是那些曾经去过西班牙，曾在法国集中营里关过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其次，必须保证党内的团结。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在十五年来遭受着派系斗争的痛苦。不可估量的精力都浪费在争吵之中，很少在人民群众中做些真正的工作。因此，争取党的团结有巨大的、决定性的意义。那时宗派主义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所占的地位可从共产国际流传的一句话中最好地表现出来：‘两个南斯拉夫人——三个派别’。”
“再有，必须使党不接受外国的财政援助而独立。这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仅仅指望外来的援助，一个人就会习惯于不注意从他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中寻求支持。”“从我领导党的时候起，我们停止接受国外的津贴。我们于是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的来源，因为经济问题已变成了政治问题。我们得到的支持有赖于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且，当我们自己的经费是工人从他们自己的工资、农民从他们少量的收益中捐助出来的时候，人们对这些经费会给予更大的注意，每用一个第纳尔都要经过最慎重的考虑。”
此外，铁托对发展党员的对象与要求、加强人们的思想教育、在全国发展党的组织、对待犯错误的党员给予帮助而不是进行侮辱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原则。这次党的整顿，消除了党内长期的派别斗争，加强和巩固了南共，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正如铁托说的，“这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底我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时党开始据以工作的原则，当时我国正处在重大事件发生的前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二十三个师的兵力迅速占领了南斯拉夫。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当天——六月二十二日，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郊区召开会议，会上一致认为，起义的时刻已经来临。会议进行中，铁托起草了一个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宣言书，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宣言书中写道：“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你们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宣言书向工人呼吁：“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并有纪律地履行无产阶级的义务。现在你们就要准备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当晚这个宣言在贝尔格莱德的秘密印刷所里印出来了，火速散发至南斯拉夫各地。七月，建立起了南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南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南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总司令。他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创建了人民武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领导这支人民的队伍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在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粉碎了敌人的七次进攻，解放了南大片国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亚伊采召开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重大决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具有国会权利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关；以铁托为首的全国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剥夺了流亡政府的一切权利，禁止国王回国；南斯拉夫是一个建立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民主联邦国家；授予铁托以元帅的最高军衔。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的那一天，即十一月二十九日定为南斯拉夫国庆日。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发动起义；我们将在贝尔格莱德胜利地结束这一战斗！”
当一九四三年底，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会的同时，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也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议认为，在铁托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是南斯拉夫抗击德国人的基本力量。以后，英、美、苏三国先后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
在整个战争期间，铁托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组织作用，要求南共应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引导者和组织者”。铁托并号召“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各民族兄弟友爱和团结战斗”。一九四五年三月，南斯拉夫成立了“联合政府”，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五月十五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在胜利的前夕，铁托说：
“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可怕的敌人的进攻下，我常常暗自思忖，‘我们在贝尔格莱德发动起义；我们将在贝尔格莱德胜利地结束这一战斗’。这个伟大的日子现在已经来临。在我们中间，一九四一年开始战斗的人已寥寥无几。他们用生命奠定了自由的和人民希望的国家的基础。成千上万的人学习他们的榜样。一个人倒下去，十个人跟上来。光荣归于为解放南斯拉夫、为解放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而牺牲的战士们！”
战争刚刚结束，铁托谈到在战争中的损失和重建国家的前景时说：
“房舍可以重建，铁路将要重修，但我们没有办法使一百七十万的人死而复生。每人都有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的困苦、他的欢乐。这是我们为自由而付出的重大代价。”
对铁托元帅领导南斯拉夫人民抗击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取得的巨大成绩，当时外国报刊公正地指出：
“让外交家们在和平会议上去修改地图。一九四一年地图上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两年过去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迹。南斯拉夫已经挤进前列了。全世界都在谈论着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铁托元帅的声名已远播五洲。当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将同先锋部队一起去参加和平会议。它不仅解放了它自己的广大的国土，而且在战后的欧洲取得了光荣的地位”。
在整个战争期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被侵占的国土上牵制了德、意法西斯三十到五十五个师，即六十五至九十三万敌军（包括法西斯军队和伪军），削弱了希特勒在东线进攻苏联等国家的兵力，并先后歼敌四十四万七千人，俘虏五十四万九千人。同时，南斯拉夫人民也经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不仅在物质上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付出了一百七十万人的生命（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为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的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附图片）
一九一二年，在斯洛文尼亚卡姆克铁工厂当工人的铁托（箭头指向者）同工人们合影。（新华社发）
一九二八年在监狱中的铁托。
一九四○年，铁托在一张假护照上化名为科斯坦伊塞克工程师。
一九四二年，铁托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指挥作战。（新华社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铁托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作战的铁托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