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在香港的七个月
吕芳
《浙江日报》编者按：吕芳老师去年在香港住了七个月，亲自尝了尝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滋味，终于不愿继续住下去，回到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
吕芳同志的这篇文章，用耳闻目睹的事实，朴实无华的笔墨，记录了她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真实情景。这是一篇很生动、很有说服力、很有教育意义的文章。我们相信，读了这篇文章，对于经历过新旧两种社会的老一辈人，对于生长在新社会、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都是会有启发的。
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我爱人是印尼华侨。去年二月份，他申请出国治病，我陪他到了香港。我在香港住了七个月，再也不愿继续住下去。因为……
这里是另一个世界
我初到香港的时候，感到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到处是遮天蔽日的高层大楼，高的达五十几层，一般的也有二十几层；立体交叉公路凌空而起，盘旋环绕在高层大楼之间；数不清的大小汽车在公路上一辆接一辆，川流不息；大街上，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来往的行人也大都衣冠楚楚，中小学生还穿着整齐的校服。入夜以后，各个建筑群落上的千万支霓虹灯闪闪烁烁，发出奇异的光彩，使香港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当时我不由得想，这真是一个繁华的世界啊！
过了几天，我们在香港的亲戚请我们到一家餐厅吃饭。在餐厅里，我发现所有的招待员，不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就是五十岁开外的老妈妈。她们都涂着唇膏，戴着项链，穿着高跟皮鞋和裹得紧紧的旗袍，看上去十分刺眼。当时我心里一震：这种打扮，同她们的年龄不是太不相称了吗！在内地，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正无忧无虑地读书；这样年龄的老妈妈已经过退休生活。而在这里，她们的青春和晚年却是如此黯淡。我开始感到，香港这个繁华的世界，正象那耸入云霄的高层大楼一样，朝阳的一面富丽堂皇，阳光照不到的一面却是一大片灰暗的阴影地带。
高昂的生活费用
在香港，一个“打工”（普通工人）的日工资为二十五到三十元（港币，下同），加上加班工资，每月可收入一千元左右，相当于人民币三百多元。照说，这样的收入不能算低，但许多家庭仍然过得很拮据，往往入不敷出。这是因为香港生活费用高昂，收入多，开销也多。内地有人看到香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相当便宜，就以为那里的生活水平高得不得了。其实，香港的某些高档消费品虽说价格低廉，但生活必需品却大都贵得要命。拿食品类来说，包心菜三、四元一斤，青菜四、五元一斤，冻肉十二元一斤，排骨十八元一斤。有一次我买了三只番茄，花了六元多。这样看来，用不同的参照物来衡量香港的生活水平，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个“打工”用半月工资可以买架电视机，但是用一天工资只能买五、六斤青菜。人可以不看电视，青菜却是天天要吃的。我的突出感觉是，在香港，买台电冰箱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是能往电冰箱里放些什么吃的东西。当时我的电冰箱里多半是放些汽水。
在普通香港人的家庭账簿上，开支最大的要数房租。十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月租金高达五、六百元。仅此一项，就要占去一个“打工”月工资的半数。大部分劳动群众的住房都十分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宽敞点的房子不是租不到，而是住不起。我去过一个“打工”家。她全家六口人，住房仅十一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就占去了房间近一半面积；还有张尼龙床，直顶到房门口，房间里空出来的一角，放着一台电冰箱，电冰箱上放着电视机。电视机上放着电风扇。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主人的小男孩正伏在床上做功课。还有一个“打工”告诉我，前些年他们家租不起房子，只好拾些破铁皮，在别人家屋檐下搭一个睡觉的地方。冬天，冷风呼呼地吹进去，大人睡在最外边，为孩子们挡风。
除房租外，香港其他方面的费用开支也是很大的。当地实行强迫教育，中小学不收学费，但学生每学期要交近千元的书费，每年再做两套校服，还要花几百元。不少家庭拿不出这笔钱，只得让子女早早停了学，去做童工。有些学生白天上学，晚上找些零活干，以贴补家用。至于上大学，那是大多数劳动人民子弟难以实现的梦想。象香港大学这一类的高等学校，每月光学费就要几百元，讲义费还远远超出这个数目。大批有才华而又学习成绩优异的青年人，因为付不起学费和讲义费，而被永远关在大学的大门之外。为了装潢门面，当地也开设了一些公费医院，但医疗质量极低，经常发生医疗事故。我弟媳告诉我说，她有一次去看病，挂的是第二十八号，可医生仅用二十四分钟就看到她了，而且没容她把病情讲完，已经把处方开好了。由于对公费医院不信任，大多数人都到私人医生那里去看病。私人医生收费极高。我的一位邻居患感冒，私人医生给他开了几片安基吡啉，却收了一百元。香港和澳门的不少人都设法到广州看病，虽说花点路费，但也划得来。
香港不但生活费用高，而且物价三天两头往上涨。有一次，我打算买一只有盖的塑料水桶，头一天去问价钱是十六元，过了一天已是十七元五角。更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时候乘公共汽车出去，等回来的时候，车费已经涨价了。世界性能源短缺发生以后，香港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造成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当局又火上浇油，从去年五月份起，对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征收千分之五的人头税，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
艰难的谋生斗争
我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为了维持生计，去一家玩具厂做工。我真没想到在香港做工是那样紧张。一上班，就要象机器零件那样飞快地运转，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到下班的时候，我总是精疲力尽。而同厂的一些“打工”，为了养家活口，下班后还要到另外工厂再做一班。有个女工，家里有四个孩子，丈夫是个摆馄饨摊儿的。她经常是做完八小时的班，再加四小时的班，然后赶回家去帮助丈夫卖馄饨，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多钟，才能稍稍睡会儿。而八点钟以前，又要赶到厂里上班。为了不在工头面前露出疲倦的样子，她在上班前，总是先买一大杯浓浓的咖啡喝下去，借以刺激精神。我既同情她，又为她担心，她这样下去，有多少日子好活呢！
“打工”是生不起病的。一生病，便没有分文收入；长期生病，连饭碗都保不住。有的“打工”尽管患有严重的疾病，但为了保住饭碗，仍硬撑着工作下去。我认识一家喷漆厂的一个青年“打工”。他患有肺结核病，喷什么颜色的油漆，就咳出什么样的痰来。我劝他找工头讲一声，调换个工种。他苦笑着对我说：“我是一直瞒着工头才能做到如今。要是工头知道我有病，早就把我一脚踢出去了。”
许多“打工”都是从小做到死。我做工的那家厂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老爷爷和老妈妈，每天也象小伙子大姑娘一样一刻不停地做活。当他们快要做不动了的时候，也就快要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了。而在老板看来，他们只不过是磨损得无法再用了的机器零件，换上一个新的就是。
谋生的艰难，迫使一些纯洁善良的人们走上了歧途。我到厂里做工后发现，有几个青年女工，一下班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匆匆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后来其他女工告诉我，她们是做“飞女”、“捞女”（卖淫的意思）去了。这使我回想起初到香港的时候，看到报纸上登有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的广告，招聘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六岁的女子，工资预付，每小时几十元。当时看不明白为什么报酬如此优厚。亲戚告诉我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妓院。一些生活贫困，走投无路的年轻女子，被迫到那里出卖肉体和灵魂。
去年五月份，越南难民大量涌入香港，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衣食无着的难民，做一天活只要十元钱。于是，老板们纷纷解雇原有工人，雇用难民；有的则大幅度降低原有工人的工资。香港这个“自由世界”真是太“自由”了！劳动群众有寻找工作的“自由”，老板们也有不雇用和任意解雇的“自由”，说到头，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和压榨劳动群众的“自由”。
深刻的阶级差别
没有去香港之前，曾听说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狗餐厅、狗医院，当时半信半疑。到了香港以后，才知道当初听说的都不是虚传。香港不但有狗餐厅、狗医院，不少老板还专门为狗雇了保姆，象照料婴儿一样地精心照料。
连狗都是如此地养尊处优，狗的主人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许多老板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有的每月换一部小汽车，一餐饭吃掉几千元。在豪华的别墅里有自己的游泳池，自己的高尔夫球场。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标题是《穷鬼见了害怕》，写一个大老板造一只浴缸，花了三十几万元。这笔钱，足够一个“打工”过一辈子。
而有些穷人连老板们的狗也不如。在高速公路的交叉处，经常可以看到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他们无依无靠，到处飘零，在包装纸上睡觉，在垃圾箱里拣衣服穿，拾东西吃，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最后命运。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遇到正在行乞的母女俩。面容憔悴的妈妈拉着胡琴，十来岁的女儿唱着凄凄惨惨的小曲。那小曲我十分耳熟，解放前上海街头的乞丐唱的就是那小曲。一时间，我似乎又回到了解放前的上海。
这种深刻的阶级差别，是由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造成的。香港和九龙之间，早先靠轮渡相通。后来，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下开凿了海底隧道，大小机动车辆可以风驰电掣地对开。但是，每行驶一趟都要付钱，因为这是老板的私人财产。
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资本的主人，广大劳动群众则是资本的奴隶。香港的“上流社会”公开把人分为五等，“打工”是最末一等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我做工的那个厂里，老板从“打工”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同他打招呼，因为否则会使老板觉得有失身份。“打工”们在做活的时候，动作稍慢点或是聊几句天，就会立刻受到工头的训斥。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工头踢翻了一个女工坐的凳子，恶狠狠地骂她“笨猪”。香港“打工”的地位，同国内工人的地位是根本无法相比的。
回到故土的怀抱
在香港，我遇到不少内地去的人。其中一些人日子过得很不如意。同我一起在玩具厂做“打工”的，有内地去的教师、医生、药剂师等，大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空有一纸大学文凭，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稍微象样点的工作。因为在香港找工作，虽然也靠实际技能，但主要靠背景，靠门路。同厂的一个某师大化学系毕业生对我说：“这里大学生有啥稀奇，上个月有个大学教授就在楼下烧炉子！”
有的人去香港的时候抱着美妙的梦想，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原来的梦想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认识一个福建姑娘，她由于羡慕香港的生活，与一个四十多岁的香港男人结了婚。婚后，男方要她留在内地，但她执意要去香港。去了以后才发现，男方在那边早就有老婆孩子了。有不少出去的人感到后悔莫及，有的想再回到内地来。有个偷渡过去的广东小青年对我说：“我在这里受罪受够了，做工累得半死不活，还处处受人歧视。我宁肯回去劳改两年，也要回去！”后来听说，他真的回来了。
我在香港期间，靠亲戚的接济，生活上是完全过得去的，家里电视机、电冰箱等样样齐备。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和乌烟瘴气，使我感到窒息。我的亲戚曾劝我放弃在内地的工作，在香港定居。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哺育我长大成人的人民，不愿离开我所热爱的教育事业。我还想到自己的两个孩子，他们如果生活在这人欲横流、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于是，我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了。
（吕芳、傅铿的文章和徐星海的来信，分别载于三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二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