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种批评的反批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对一种批评的反批评
郑汶
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文汇报》用楷体字刊登一篇文章，题目叫《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署名古里木）。虽曰“小议”，但议的却不是小问题。文章认为“文艺与政治是什么关系？”是个“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文艺界居然“戏剧性地”就这个早有定论的问题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以致“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
我不准备在这里专门探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只想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几点看法，也算是对古里木同志所作批评的一种反批评吧。
近一个时期来，文艺界广泛展开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由来，人们是很清楚的。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郑重号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夏衍同志所作的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次大会中接触到的必须研究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例如：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文艺是否从属于政治的问题；……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林彪、“四人帮”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搞得十分混乱，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粉碎了“四人帮”，文艺界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以求拨乱反正，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很正常的。这场讨论，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在第四次文代会的号召下进行的。尽管讨论还有待于深入，讨论中所出现的观点也未必都很正确，但讨论本身却是完全必要的。把问题讨论清楚，有助于人们澄清思想，提高认识，有助于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小议》的作者认为，文艺要与政治保持“依存关系”也就是从属关系，说是各种人都主张文艺“非要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不可”，断定天下“哪有不为政治服务的”文艺，等等。这种观点当然也可以算是“百家”中的一家。但它是否就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是一种“科学常识”呢？我看未必。
我们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文艺与政治的联系，取消文艺对于政治的促进作用，而是反对无限夸大政治对于文艺的作用，反对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绝对化、庸俗化。过去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一切文艺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文艺的全部任务。这次讨论，正是针对这种观点提出来的。为政治服务，这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并不是它的唯一职能。既然文艺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那么它既要反映经济生活，也要反映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领域；既然文艺会对生活产生反作用，那么它既会对经济，也会对政治和其他社会活动产生促进作用。历史上有过不少政治性很强的优秀文艺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带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同样为人民群众所欢迎。难道因为它们不带什么政治色彩，就可以抹煞它们的价值，取消它们的存在么！要求一切文艺都要反映一定的政治内容，都要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难免要导致文艺主题、题材、内容、形式的狭隘化，导致文艺的僵化。
《小议》的作者对“众说纷纭”（其实他那篇文章也是“众说”中的一说）不满意。这种态度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党号召“百家争鸣”。要“争鸣”就免不了出现“众说纷纭”。人多议论多，广泛开展争鸣，有助于明辨是非，认识真理。这有什么坏处呢？总要比搞“一言堂”好吧！怎么能说是制造混乱，“把人的脑袋瓜，嚷嚷成‘浆糊桶’了”呢？我觉得把人的思想搞糊涂的，恰恰不是目前开展的这场讨论（以及类似的对其他一些理论性问题的讨论），倒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倒是那种僵化、半僵化的观点。
《小议》的作者在维护那种很值得怀疑的观点的同时，用了一些颇为刺耳的语言，对参加讨论的同志进行挖苦嘲讽。什么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在那里“嚷嚷”呀，什么“避嫌”、“迂回曲折”呀，在他看来，有些人是不负责任地说大话，制造耸人听闻的东西。他说有一些“在文艺方面很有些经验和声望的同志”，指的大概是提出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比较负责的老同志吧！看来，这位古里木同志的脑袋瓜一点不象“浆糊桶”，而是很明确，清清楚楚地在批评提出问题和参加讨论问题的同志。可惜的是事实并非这样。绝大多数参加讨论的同志，都是抱着探索真理的严肃态度来发表意见的，态度也是认真的，有什么根据把他们的思想境界描绘得如此低下呢？
《小议》甚至说，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看法，反映出政治观点的不同，“如果政治思想上一致，双方还有什么好争的？”作者大概不会认为他本人持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观点吧！那么和他持不同见解的，显然就是非无产阶级政治观点的“不同政见者”了。你不同意“文艺从属于政治”，你不同意文艺统统要为政治服务，就是提倡为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种逻辑会引出什么样的结果，人们是不难预料的。
《小议》指责人们居然讨论起“最起码的常识”来，这就涉及到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某些所谓“最起码的常识”，可不可以议论呢？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即使是“最起码的常识”，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它、维护它，但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使它进一步丰富起来，完善起来；如果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管它是“常识”还是“定论”，都要毫不含糊地打破它，推倒它。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在中世纪，太阳围着地球转曾被人认为起码的常识，然而伽俐略、哥白尼却敢于议论它，否定它。如果把所谓的“常识”、“定论”一概视为禁区，奉为神明，不敢用实践去检验它，不敢越雷池一步，“曾经圣人语，议论安敢到”，那还谈得上什么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呢？
邓小平同志在《祝辞》中还指出：“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三年多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勇于解放思想，勇于探讨新情况、新问题，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人们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对于确实出现的缺点错误，当然要努力去克服。文艺界也正积极地采取措施解决前进过程中的问题。但这是为了促使思想解放运动更健康地发展，决不意味着可以不要解放思想，甚至去否定思想解放运动的成绩。我觉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要进一步深入地讨论下去；大量思想理论的是非，还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大量新情况新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继续解放思想、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对于解放思想，只能促进，不能促退，气可鼓而不可泄，冷嘲热讽，更不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我感到，《文艺与政治关系小议》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谈一点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