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天火的诗人〔文艺回忆录〕——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盗天火的诗人〔文艺回忆录〕
——回忆我的老师柯仲平
曾克
我认识诗人柯仲平，是在三十年代初的古都开封。当时的开封，风沙漫天，被连年军阀混战造成的萧条、恐怖气氛笼罩着，夜气如磐。一九三四年的春天，在古城龙亭后刑场上，革命青年接二连三倒下去！人们的心被黑暗、哀愁窒息着。
学期开始，我们开封私立北仓女中高年级的教室里，突然吹进了一股清风，学校居然请来了几位新老师。他们中间有作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虽然没有增添新课程，我们却听到了比神话更动人的新声：
“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变的。”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应该是世界的主人！”
“普罗米修斯为了偷天火给人间，牺牲了年青的生命！”
三月八日上午，上课铃刚一响，我们课堂里进来两个人。×老师让一位年龄稍长、模样有些古怪的人走在前面。这人，敦实的个头，天庭饱满，没戴帽子，穿一件半新的夹克，破旧的西装裤下露出一双力士鞋，腿有点瘸。看上去很象体育教员，又象工人。他的天然卷发很稀疏，蓄着络腮胡髭。
×老师向我们介绍说：“同学们，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市上和学校都没有举行纪念活动，我请这位柯维翰老师替我上一课，作为我们的纪念，好吧？”
我们带着好奇和基于对×老师的信任，热烈地鼓了掌。
柯老师一步迈到讲台上的课桌前，用他浓重的，我们听不太懂的云南口音说：“亲爱的小姐妹们！……”
这声异乎寻常的称呼，使我们不好意思地吃吃笑起来。
柯老师不在意地接着说：
“你们可晓得我是哪个？说把你们听了可不许害怕。我是个取保释放的囚徒。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叫柯仲平。‘维翰’是我早年的学名。我的罪是进行赤色宣传。今天我不是来宣传的，无论什么‘色’都不宣传。我来唱大本曲可好？”他的话又严肃又诙谐，目光盯着×老师。
“这就是‘创造社’‘狂飚社’的诗人柯仲平老师。”×老师立刻补充介绍。当时我们对于这两个革命文艺团体并不了解，诗人柯仲平的名字也不太熟悉。但是，能有诗人来到我们面前，却是十分意外而新鲜的事。
柯老师愉快地给我们讲起梁山伯、祝英台和白蛇传的故事。他有时说有时唱，一会落泪一会笑。他从中国讲到外国，从古讲到今，从《茶花女》讲到高尔基的《母亲》。他对于伟大的母性是那么崇敬，对于妇女沦为奴隶和商品所受的苦难是那么同情，对于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那么颂扬。他用火一样的语言说：“年轻的小姐妹们呵！锁链要靠斗争来挣脱，自由、幸福、爱情要靠斗争来获得！”他接着又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九二○年冬天，五四运动的怒潮，正在边疆城市昆明汹涌，一个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青年，家庭穷苦，貌不惊人，只是全身心扑向革命运动。一个少女爱上了他，爱得热烈而坚决。这个少女是地主资本家的大小姐，二老溺爱如珠，将全家金银财宝都交女儿保管，还要决心为她选一个门当户对的上门女婿。这位小姐早为五四运动的新思想着了魔，她爱自由，爱祖国，在为自由独立的斗争中，爱上了那个貌不惊人的穷学生。为着他们共同的斗争目标和人生理想，暑假里她拿走家里的几件珍贵首饰，毅然和情人逃离云南，经过河内，海防，香港，上海……到了北京，开始了他们斗争的流浪生活。
讲到这里，柯老师兴奋得流着豆大的汗珠。突然，他摔碎了粉笔，纵身跳上了课桌，大声骂起来：
“他妈的！现在究竟是什么世道？五四运动已经十五年了！女学校的女学生，连自己的‘三八’节都不准举行纪念活动，好不令人痛心！”说着，他的眼泪和汗珠满脸流淌。
几十颗天真无瑕，被石板压着的心被掀动了。我们的眼前燃起了火光。……
结合着另外几位新老师的讲课，开展了读书会、演讲、辩论、办壁报等活动，北仓女中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心上的坚冰开始溶化；思想的火花开始点燃；多么新鲜的精神食粮呀！我们贪婪地咀嚼着，消化着，吸收着，追求着。
我们逐渐和几位新老师接近起来。但柯老师不常到学校来，也不教课。偶尔见他在操场上学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对着墙打几个钟头。原来他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音乐女教师小丁先生家里。当小丁先生告诉我们“三八”节柯老师讲的故事中，那位貌不惊人的青年就是他自己，携宝私逃的就是她的亲姐姐时，我们对他更加亲切了。后来，小丁先生被我们缠得没法，将柯老师一九二二年以后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他们逃到北京以后，全靠姐姐带出去的首饰为生。一只翡翠手镯，曾出入当铺十余次，每次当现洋二十元。他们省吃俭用并接济穷朋友，很快也就两手空空。这时候柯仲平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第一部抒情长诗《海夜歌声》，就是在北京的云南会馆饥寒交迫中脱稿的。这部长诗，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猛烈反抗，对自由解放的热烈追求，宣称自己和“大黑暗”是“冤家世仇”，“总想闹出个你死、我存”。当时诗人还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还没有很好地与群众结合，所以诗中有些孤独、苦闷、徬徨的情绪。长诗于一九二四年底完成。一九二五年诗人到了上海，成了“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两年后在友人大力协助下，上海光华书局才将他的长诗印行。他又到陕西省立一中去教书了。在西安，诗人公开在暑期讲习会上宣讲《革命与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提倡艺术不能离开时代。他说：“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呵！”“艺术是被压迫者的战曲！”
一九二八年诗人又回到北京。这期间，他从孤身创作发展到做宣传革命的组织联络工作。他借钱在西单白庙胡同开了一个小小的“喇叭书店”，这店名是老柯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我愿做预言的喇叭，将沉睡的世人吹醒”而命名的。翻译家林如稷、雕塑家刘开渠都曾大力协助过书店。不久，书店因卖《改造》杂志，引起反动当局施加政治压力、逮捕店员，又在经济上受骗，无法维持下去。
书店关门后，诗人暂时隐居起来。冬天着单衣，连小火炉都生不起，棉被也都卖光，每天只好用街上买来的一壶食用开水，放在双腿中间，再用破棉絮和干草裹盖住取暖。日日夜夜就这样在创作他的第二部长诗《风火山》。倦累了，敲开经常准备在屋里的一盆结了冰的水，洗洗脸，啃点干烧饼冷白薯。
《风火山》于一九二八年冬完稿。一九三○年五月上海新兴书店出版。这是作者心血结晶的“次子”。早在《海夜歌声》完稿后，诗人就用遗嘱式的诗句，向友人托孤说：“这歌未到你手恐怕我已入墓地……我将这个孤儿托把你！”
头生儿《海夜歌声》意外地没有成为遗腹子，她的弟弟《风火山》一出世，却把共产党员、上海工人纠察总队部秘书的父亲柯仲平送进了监狱。因为这二孩子是在斗争中孕育，领受了血的洗礼，吹着战曲，大喊大叫着降生的：“吙吙，实际行动创作你，实际行动领导你……我们血战喇叭吹战曲！前进着，前进，我们英勇的全世界的劳动阶级！”这就是婴儿的第一声呼喊《风火山宣誓》。
诗人在这宣誓后面，更形象地以大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为背景，塑造了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流浪人，哲学家，艺术家），善良的母亲，革命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品质高尚的妓女，小商贩等典型人物，处处展现出作者对“工农联盟”、“革命军的政治攻势”、“文艺家必须参加斗争”等鲜明主张，并描绘了共产主义的远景。请看：
流浪人（即革命知识分子）说：“我流落，我爱上两个女人，
她是光明，是苦人们喊叫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做爱，爱工人，爱
农民。……”又说：“将来的人是尊卑一样，贫富不分，那最好
的发明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儿孙。人民不能单喝西北
风，因此世界有工农。人类根本的根本是劳动，根本的根本呵，
受压迫，受欺弄，受饿受穷！”他对艺术家说：“下农田，进工
厂，冒杀场，单说说想想，你看多空妄！把生活当成各色酒，酒
钱不花一个大，痛饮各色酒，不到死亡不罢休！”
哲学家的誓言：“应该由实际创造理论，由实际证明理论，
残酷不始于我们，以火攻火，以毒攻毒，我们决不做那可怜的耶
稣！革命那能不用兵？！”
诗人从抒情的《海夜歌声》到以武装斗争为主题的《风火山》，正是他政治上从追求革命理想，探索革命道路到参加革命实际行动的飞跃。这种飞跃在动摇着反动法西斯蒋介石的统治。《风火山》问世三个月即被封禁，柯老师也同时被投入了苏州监狱。在狱中，他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只承认自己是个目不识丁的关中木匠何桂生。
一九三二年冬，小丁先生和她姐姐乔装打扮，买通了狱卒，才得以隔着铁窗和戴着镣铐的亲人见了一面。这时诗人完全变了样，破衣上到处是血迹鞭痕，头发牙齿都掉光了，形容十分憔悴，站立不稳。但是他坚定的眼睛依然灼灼发光。望着他，她们放声大哭了一场，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当她们带着死别的巨痛离开了诗人，投入到茫茫大雪中，耳边却响起了他的诗句：“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今天，我在断头台上发宣言！”
一九三三年，战友集资向典狱长重贿，取保就医，救出了柯老师。
一九三四年五月的一天，小丁先生约我们几个酷爱文学与音乐的同学下课后到她家里去。她要教我们一首新歌。我们如约前往，小丁先生从曲谱里拿出一首墨迹未干的诗：《酒不消愁还喝酒》。我们一句句念、唱起来：
“整日你愁，为甚值得这般愁？黄河决口，开封不也变沙
丘？只爱五月花，腊梅把你恨煞，西风要骂，难得美玉无玼瑕？
自古道行路难，难的不在高山，高山高人可到，唯有愁，酒也消
不了。……”
当我们重复唱到“只爱五月花”时，一个严肃的声音从室外传来：“乱弹琴，怎么把写给我自己的东西教把她们呵？她们要唱《海燕》！”
我们转脸一看，原来是柯老师。我们齐声嚷：
“我们要唱《海燕》，也要唱“爱五月花”，不行吗？”
柯老师走到我们面前，慈祥而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要唱《海燕》！唱‘英特’……”
“对，唱《海燕》，唱‘英特’！”我们回答。
为着充实活跃我们的课外生活，学生会利用假日组织郊游和远足旅行。我们有时登上沙土和城墙齐高的开封古城，环城竞走四、五十里。有时到近郊农村，帮助穷苦农民绞辘轳浇菜。我们还徒步奔向几十里远的黄河边，或爬上十三层高的铁塔。最远的一次是攀登了东岳泰山，在南天门上观看了东海日出。
这些活动都有柯老师参加。他每次都玩得象个大孩子，满头大汗，一身泥沙。游玩中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意志坚强。记得他到达黄河岸边，站在铁塔顶端，烈风将他的卷发扬起，风衣吹得象风帆一样饱满，他伸开双臂，放声呼喊：“呵，黄河！呵！母亲！”他真象一头狮子！攀登泰山的时候，他戴上童子军的帽子和领带，更变成了一个老少年。他抓着铁索链，捷足先登，在南天门向我们招手鼓劲。为了看日出，他偎着大衣坐在神像龛下，整夜都在抽烟。早上四点多钟，他就把我们叫醒，我们这才捉住了最珍贵的时刻，见到了瑰丽、壮观的奇景。柯老师雄狮般的形象又出现在泰山峰顶，对太阳和大海颂赞。
一九三四年暑假过后，我们没有再见到柯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不能在开封住下去，东渡日本了。又过了不久，听到日本传来他的不幸遭遇，他为着能继续搞工人运动，在日本进了汽车学校学开汽车。他独居自炊，不慎失火，幸经他自己大力抢救没有酿成火灾，但他受了伤。东京警察当局为他救火的惊人勇敢，减轻了对他的处分，但还得要他赔偿损失。我们少数同学节约了二十元生活费转寄给他。从此，我们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而他盗来的天火，却在古城开封，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也不会熄灭，而且愈烧愈旺。
一九四○年底的一个傍晚，我从重庆投奔延安，从杨家岭的窑洞里，跑到延河边去洗一下刚结束的旅程风尘。走下大半山坡时，突然看到河边有一个身披翻毛羊皮大衣、头戴耷拉着耳朵的皮帽的人正在破冰取水，旁边一头小毛驴驮着两个挂满冰柱的木桶。我一下就认出他就是阔别六年渺无音信的柯仲平老师。他也立刻认出我来，一下就把我抓住了。我们相互简单介绍了情况，当他知道我也已经成为一个青年文艺战士时，特别激动。我们缓缓上着山坡，他对我说：“现在我们可以高声歌唱了，我们要为劳动人民唱出最强音。”
分手时，他张开大嘴，仰天笑着，用着不十分准确的音调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我故意问：“‘爱五月花’还不叫俺唱吗？”
他依然严肃地说：“你还是这样调皮！现在更要唱‘英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