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阅读
  • 0回复

敢为群众谋实利——记兴城县委书记王汉才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admin
 

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0-05-15
第3版()
专栏:辽宁通讯

敢为群众谋实利
——记兴城县委书记王汉才
一到辽宁兴城,有人介绍,县委书记王汉才最大的特点是:实!接触一段时间,我感到他还有个优点,就是敢为群众谋实利!
敢于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彻底平反
一九七七年八月,王汉才同志到兴城县担任县委书记。
兴城县是“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家乡。“四人帮”横行时,县里被折腾得不象样子。
王汉才来到兴城,背包一放,就下乡去了。
他看到兴城有山,靠海,自然条件不错,但许多社员吃粮、烧柴、花钱都有困难。
他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公社党委书记唉声叹气。他翻阅了历届县委的文件,调查了兴城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多次听到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兴城县委书记的李权法的名字。
李权法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九六二年到兴城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正是兴城最困难的时期。李权法跑遍兴城的山山水水,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主持县委会议,通过了“关于迅速解决吃饭、烧柴、花钱问题的决定”,并亲自下功夫培养了十四个典型。到一九六六年,全县农村形势有很大好转,粮食亩产和社员收入显著增加。文化大革命中,县委这个决定,一直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黑纲领”,李权法被打成“刘少奇在兴城的代理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于一九六七年九月被残酷迫害致死。十四个典型一概被打成黑典型,大批干部和劳模被打成“黑帮”和“爪牙”。粉碎“四人帮”以后,兴城县绝大多数干部和社员要求给李权法平反。可是,有的人一直捂盖子。
看来,围绕李权法的路线是非问题不解决,兴城的工作就迈不开步子。
王汉才带了公社党委书记和县委部分常委,走访了李权法树立的典型单位。
他们来到李权法蹲过点的郭家公社古道子大队。这个大队在李权法的直接帮助下,从一九六二年起坚持治山治水,粮食亩产从二百来斤增加到八百多斤,社员每人平均有树一千七百棵,人均收入一百多元,基本上解决了吃粮、烧柴、花钱问题。了解了这些情况,王汉才同志开腔了:“这样的典型怎么算黑的呢?李权法同志培养出这样的典型,花了多少心血呀!”在场的谁也不吭声,心想:这位县委书记胆真大,敢开第一腔!
他来到围屏公社的往户大队。东山坡上,李权法动员群众栽的紫穗槐长得很好,一亩能收入一百元。王汉才高兴地对队干部说:“这是你们的绿色银行!”队干部笑了:“你说油条(当地对紫穗槐的俗称)是银行,李权法在世时说油条是金条,你们两人一个腔呀!”可是批了李权法,群众再也不敢栽树,西山坡至今光秃秃的。群众说,这两面山坡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在县委常委会上,王汉才和县委副书记王福才以及其他一些常委,都提出要给李权法同志公开平反。一九七八年三月,兴城县召开劳模会。王汉才在会上明确宣布,李权法同志执行的是正确路线。
一九七八年七月,兴城县委隆重举行了李权法同志的追悼会。同年九月,兴城县第六届党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议,再一次肯定李权法他们那届县委执行的是正确路线,纠正了兴城县最大的冤案,兴城县的干部、群众被压抑多年的心情舒畅了。王汉才也能放开手脚抓生产了。
“拆庙撤神”,提高办事效率
王汉才痛切感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会议多,文件多,已成为县里的一大负担。在兴城,除县委、县革委会所属五十多个部、委、办、局外,还有二十多个临时办事机构。这么多中间机构,大事管不了,小事用不着它管,只是增加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起中间阻塞作用。一个基层单位要办一件事,往往要跑十几个单位,盖几十个图章,还不一定办得了。上面办公室里堆满了人,基层力量却很薄弱,也不利于干部的锻炼成长。王汉才同志决心“拆庙撤神”,把能抽出的干部统统放下去,充实生产第一线。
一九七八年,王汉才和县委常委们研究决定,撤销了“大寨办”、“养猪办”等十几个办公室。一九七九年,县委又取消了“工交办”、“财贸办”、“农业办”三个大摊子。撤销这些中间机构以后,许多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些领导干部充实到部、局。这样做,公社和部、局特别欢迎。许多问题都能及时处理,许多事情不再互相扯皮,减少了会议、表报,提高了办事效率。例如,过去财贸战线的基层单位有件报告压在“财贸办”二年,领导都不知道。现在,负责财贸工作的县革委会副主任贾云堂直接下基层,不到半年处理了四十九件事。人事部门和上级的一些业务部门很不高兴,有的点名批评,有的来查看县委记录,有的来考察实际效果。
实际效果是好的。一九七九年是兴城县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最好的一年,是群众普遍得到实惠的一年。领导深入基层,抓典型,树样板,扭转了一些企业的亏损,工农业生产创历史最高纪录,财贸增加了收入,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现在,从省到市都赞同和支持兴城这一大刀阔斧的改革了。
时时刻刻想着群众
一九七八年,兴城还有百分之四十的生产队即八百多个生产队处于困难境地。这些队的社员口粮不超过三百斤,人均收入在五十元以下,生产上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王汉才作为县委书记,最放心不下的是如何帮助这些困难队尽快翻身。
他到全县最穷的拣金公社蹲点。这个公社一九七八年人均收入三十五元,在全县倒数第一,在锦州地区的公社中倒数第二。
他来到拣金公社的小山台大队,来到最困难的社员杜宝勇的家里。杜宝勇眼睛坏了十多年,老婆也有病,带三个孩子,生活极端困难。王汉才去他家时,正是寒冬腊月。一摸,炕是凉的。杜宝勇夫妇抱着孩子,在冷炕上瑟缩着。王汉才一阵心酸,连忙派人把杜宝勇送到锦州住院治疗。动了手术以后,杜宝勇的眼病治好了,回到家里,欢天喜地投入队里的生产。
困难的不止杜宝勇一家,这个大队家家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极左路线造成的这个“老大难”,怎么改变?王汉才召开干部和社员群众座谈会,帮助队干部制订增产措施。生产要上去,首先得有肥料。队干部发动群众清厕所,组织起积肥专业队。往年一亩地施肥到不了一车,去年开春一亩地上了三车粪。其次,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过去口粮分配,劳需比例是一九开,现在改为三七开。劳动管理上,取消了平均主义的人头分,实行定额包工,超产奖励。畜牧、果树也实行了责任制。第三,调整了作物布局。这里是沙土地,本适宜种花生。过去却不让多种,收一点花生只够留种。现在,全大队三千六百亩耕地中,种了一千五百亩花生。仅这一项,每个社员增加收入十多元。小山台大队一年翻身。一九七九年人均收入一百二十二元。
王汉才同志蹲点带面,指导和推动拣金公社以及全县的工作。拣金公社大种油料,三万二千亩耕地,种了一万零五百亩花生。一九七九年,拣金公社人均收入七十元四角,比一九七八年增加一倍。全县的困难队,有一多半摘了帽子。 本报记者 金 凤
快速回复
限200 字节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