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人·写神·写英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写人·写神·写英雄
纪怀民
有的同志说，在文艺创作中，林彪、“四人帮”要把人写成神，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人写成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恰切。在塑造人物问题上，林彪、“四人帮”鼓吹造神论，提倡写“高、大、全”式的人物，是形而上学的。但如果从“造神论”发展到“摄像论”，忽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也同样是形而上学的。文学创作中的“摄像化”，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模拟，不可能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个性刻画再现生活的真理。我们反对对英雄人物的神化，但决不能说一写英雄人物就是神化。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十九世纪下半期在西欧流行的一些文学流派，脱离具体现实，专事杜撰一些离奇、怪诞可笑的人物，斥责它们是“恶劣的个性化”和“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由此可见，我们在人物塑造问题上，切不可从一个极端发展到另一个极端。
在人物塑造问题上，林彪、“四人帮”的那套“三突出”、“三陪衬”的三字经，规定作品只能写英雄人物，并把英雄人物神化，这当然是完全荒谬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文艺作品在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不再需要着力于塑造代表人民利益的英雄人物或理想人物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是一贯重视塑造和描写本阶级的英雄人物和理想人物的。列宁曾经给予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以极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母亲》之所以获得列宁的赞许，是由于高尔基成功地塑造了巴威尔和他的母亲彼拉盖雅·尼洛夫娜的英雄形象。巴威尔母子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革命道路，为俄国工人的两代人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艺作品描写和歌颂英雄人物及其业绩，必然会给人民树立学习的榜样。虽然反面、落后的人物形象也可以给人以警觉；但是英雄、先进人物形象的独特作用，是其他人物形象所代替不了的。从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看，正面教育的作用有时会比反面教育的作用更收效。对年青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对青年一代起过多么巨大的教育作用！我们通过许多英雄人物成长中受到文学影响的感人事实，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在称赞文学的教育作用时，说它比哲学更有说服力，它是一种更生动的制胜手段。
恩格斯对如何正确地塑造英雄人物，有深刻的理论，还有亲身的创作实践经验。一九七四年三月，法国巴门市的恩格斯纪念馆馆长米歇·格弦里木在德国诗人阿道夫·舒尔兹的遗稿里，无意中发现了恩格斯的文学剧本《科拉·迪·利恩齐》。恩格斯以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了一部文学作品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尤其是塑造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的重要意义。
当今，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纷纷涌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应当表现他们的理想，塑造新的丰富多采的英雄形象，用以培养一代新人，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