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作具体分析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对人民内部矛盾要作具体分析
杨春贵
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理论上说，这似乎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许多哲学教科书和文章毫不含糊地回答：“团结——批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唯一正确的公式。
问题是不是这样简单呢？“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没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方法？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不太成熟的意见。
人民内部矛盾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政治思想上是与非的矛盾，又有物质利益上得与失的矛盾，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中还有不同学派和风格的矛盾，等等。因此，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解决其他任何矛盾一样，也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它同任何科学公式一样，也有自己一定的适用范围。
大家知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过去在党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思想斗争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正式提出这个公式，是作为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方针提出来的。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针对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的情况，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里说的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显然说的是解决人民内部思想问题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方法；并没有说这是解决人民内部一切矛盾的唯一的方法。
事实上，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除了着重谈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以外，还谈到了许多其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例如，在谈到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内部、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这些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他指出：“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谈到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问题等等的时候，除了指出从政治思想方面去进行教育工作以外，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他更直接从经济关系上谈到了许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原则。显然，在这些地方所谈到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都不是单纯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所能完全概括和代替得了的。
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一提到人民内部矛盾，便只归结为思想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就简单化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与此相联系，在实际工作中也造成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凡是发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地方，往往只知道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因而掩盖了许多客观上不属于思想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使这些矛盾越积越多，以致造成某些矛盾的激化。这方面的教训是值得认真进行总结的。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地说，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说根本利益一致，也就是说在非根本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上还存在着不一致，还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这种物质利益上的矛盾是一定要在人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有些人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有些人则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因而产生思想上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矛盾。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毫无疑问，应当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人们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归根到底，还要通过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去解决。解决思想问题可以为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却不可能完全代替物质利益本身的解决。
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毛泽东说：“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所谓和平的方法，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从经济方面来说，则是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和平赎买的方法，而不是剥夺的方法。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之间在利益上也存在矛盾，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毫无疑问要批评各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思想。但是，必须在经济政策上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如何从经济利益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所说的“批评”，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既包括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服教育，也包括学术批评、学术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这个公式的具体体现。总之，要用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专政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思想、学术、艺术上的种种矛盾。
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上，也不能说只有这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思想上的分歧，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产生的原因往往比较复杂，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原因，是由各种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处理复杂的思想问题的时候，仍然需要作具体分析，在正确运用“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的同时，常常还需要采取别的方法。
例如，在学术领域中，是与非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不同学派和观点之间的争论，都有助于明辨是非，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的整人的方法，强制推行一种观点、一种学派，禁止另外的观点和学派，都是有害的、错误的。但是，应当看到，有些学术上的分歧往往是由于争论双方在占有材料上都还不够充分，彼此都很难使对方信服。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争论也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它需要双方各自继续进行实践和搜集材料，才能解决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否则，只是口枪舌剑、一味地打笔墨官司，仍然是徒劳无益的。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里谈到的就是讨论和实践两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
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人们对光的本性提出了两种学说，一是惠更斯的波动说，一是牛顿的微粒说，双方争论得很激烈，但是，当时还缺乏足够精确的实验材料来判定两种学说的是非，只是由于牛顿的威望，微粒说才占统治地位达一个世纪之久。矛盾并没有解决。后来，科学实验发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为微粒说所无法解释，波动说才占了上风。可是，再后来发现的一些实验事实，波动说又不能加以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等人从新的实验事实出发，推广普朗克的量子说，建立起波动说与微粒说相统一的光量子说，才解决了人们认识上的这个矛盾。试问：如果不是通过反复的科学实验，只是关起门来在那里批评、争论，矛盾能够解决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在基本粒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生命科学等各个科学领域，人们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学术讨论、学术批评固然可以推动这些研究的进展，但是，从根本上说，则是要靠人们深入的实践去解决人们之间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把学术批评、学术讨论看成是解决人民内部认识上矛盾的唯一方法，并不是彻底唯物论的观点。
再比如，官僚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主要是批评教育的问题。但是，应当看到，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以外，和我们的某些制度不够完善、组织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等等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大力精简行政机构，并在干部的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罢免制度、退休制度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经济上则要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铁饭碗”制度。只有从多方面同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总之，注重矛盾的特殊性，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是我们解决一切矛盾，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凡属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应当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凡属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则应当通过经济的方法去解决，同时配合以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由于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须是多方面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切简单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