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访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部分青年学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访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部分青年学员
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是人的行动准则的出发点和依据。
现在的青年人，在他们刚刚开始建立自己信仰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就把愚昧落后的盲目崇拜偶像的宗教狂热冒充科学信仰，印在他们白纸般的脑海上。粉碎了
“四人帮”，经过拨乱反正，迷信被打破了。虽然有人消沉，有人徘徊，但大多数有志的青年，并没有失去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信仰。他们象三十年代从大后方奔向延安的青年一样，渴望马列主义，正在寻求科学的精神支柱。这是我们访问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班部分青年学员之后，所得到的一个强烈而突出的印象。
去年十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一改过去的招生方法，一不要群众推荐，二不要领导选派，只要是中共党员，有志于从事理论研究，均可自愿报名，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曾有人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对学马列不那么感兴趣，恐怕很难完成招生任务。然而，消息一传开，竟有七百多名青年党员踊跃报名，把这种担心一扫而光了。招生名额几经追加，最后录取了二百二十五人。他们来自工厂、机关、学校，绝大多数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
这二百多名学员中，许多人原来有比较舒心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的还有一笔可观的奖金。但是，他们自愿作出一些牺牲，决心在这里苦读两年。
他们为什么这样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
“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朴素感情不再被人蒙蔽和利用，从而能够自觉地行动”。
“为了解决我满脑子的‘？’，寻求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份份充满辛酸回忆和难言痛楚的入学答卷，飞出的是一个共同的心声：为了使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能早日实现！
十年的悲剧，给许许多多青年心灵上的创伤确实太重了。周亚正这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看上去那么憨厚老实，可是当
“红色风暴”骤起时，尽管他才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跟着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占领了学校的图书馆。教书的老师、校长都被批斗了，书还有什么用？他怀着无比的忿慨，拚命去撕那些据说是“封资修”的书。回想十多年前的自己，他感到真是愚昧无知到了极点。这个“撕书的愣小子”，深感“再也不能这样鲁莽地生活下去了”！他为了找到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多么想多懂得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啊！
和周亚正同年的艾利民、叶春荣，一个原是东城区团委学校部部长，一个原是崇文区副食管理处团委书记。他们说：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动乱中。过去听到、看到、学到的“革命理论”，许多是冒牌货。但在那整个世界被扭曲了的时代，“假作真时真亦假”。当时，我们认为扛着红旗，高喊着“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去冲、去杀、去揪、去抓，算是“最最最革命”的了。然而，这样的“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却是“三大空白”（文化知识、马列理论、做人的道德）、“三大丢失”（革命理想、革命热情、革命干劲）。我们现在还在做教育人的工作，如果不努力掌握真正的马列主义，修正自己的思想，仍然用曾经骗过自己的“理论”去坑害别人，这不又会重演过去的悲剧吗？
在这批青年学员中，有五分之一是中学教师和基层领导干部，有半数以上是党的宣传干部。好学的学生、多思的青年曾问他们：“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生活比我们好？”“帝国主义既然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生产力还在发展？”……有些问题看来好回答，但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往往不能使学生心悦诚服。他们迫切地感到，要教会别人，自己首先要学好；要说服别人，自己首先要弄通。他们说：信仰马列主义就是因为它能指导实践，如果理论不敢正视现实，或者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这种理论再好也没用，这样的信仰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此，学员梁燕成的回答要更简洁、也更明确：“我对理论的渴望，就是对实践的渴望”。这个一九六六年的高中毕业生，是满怀“干一番事业”的壮志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去的，在那里碰到的许多问题曾使他苦闷。一九七五年，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成套设备公司工作，耳闻目睹的事实又使他大吃一惊：经济部门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此下去，生产力怎么能飞速发展？去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照亮了梁燕成的心。他立志改革，也有过设想，提过意见，但每走一步都很艰难，都会触及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根本问题。梁燕成就是为了寻求经济体制改革的途径而来党校的，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会给他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
李志强遇到的则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十年无情的政治旋风，把这个朴实的青年矿工刮得有些晕眩了，整个世界在他的脑海中翻转着，有时则倒立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脑子里成了一锅粥”。十多年的矿工生活，使他深感中央采取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是对的，非这样做不可，但在理论上，他对许多问题又解释不通，不免有些担心。他是多么想从过去全盘接受的“理论”的羁绊中挣脱出来啊！他说：“我来学理论不是由于兴趣，而是由于需要，我坚信马列主义能解开我思想上的疙瘩。”
虽然学员们要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但自觉要求学习马列，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则是共同的。不少学员从报名的第一天起，耳边的冷风就一直没有停过：“现在是搞自然科学、搞技术的时代，马列不吃香了”；“趁着还年轻，赶快改行吧！”。这风来自亲人，来自战友，来自领导，来自家庭。但不管它怎么吹，都动摇不了学员们的决心。他们懂得，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更需要马列主义指引。“马列主义不象吃糖块那样放到嘴里就觉甜，但它却象阳光、空气一样，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形势千变万变，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不能变。”“共产党员不能为一时的潮流所左右，任凭冷风吹，我自志不移。”这是多么好的一代青年啊！
就说黄苇町吧。他的祖父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殷切期望小苇町继承他的事业。可是文化革命一来，一切都颠倒了，祖父被打成了“走资派”。临终前，他对小黄说：“对马列，你还根本没有入门。不要赶时髦，要下苦功学习基本理论。我一生对党贡献甚微，那些残存的手稿是我唯一能留给人民的东西，你们要想法使它和人民见面。”祖父为捍卫马列主义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被自诩为“马列主义理论家”的人迫害致死。小黄热泪簌簌而下，他真想大声疾呼：马列主义啊，你连自己的忠诚战士都不能保护，你还灵不灵？！他怀疑了，动摇了，扭头就去报考了理工科大学。粉碎“四人帮”后，祖父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遗稿也正在整理出版。小黄终于看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为了使先辈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小黄放弃了别人羡慕的技术研究和试验工作，回到了这光荣而艰巨的理论战线上来。
决心是下定了，但是到党校来学习，需要付出代价，对许多青年学员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来自大安山煤矿的杨玉清，父亲在解放战争时牺牲了，母亲不久也去世了，他从小跟着伯父伯母。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既高兴，又犯难。一进党校，下井补助没有了，奖金没有了，收入突然减少一半，家里能同意吗？他爱人说：“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学习，家庭的担子我一人担。”伯父是个七十多岁的退休矿工，说得更爽快：“我们不能光‘向钱看’。”为减少他经济上的负担，伯父、伯母搬到了他姐姐家。家庭的支持，给了杨玉清很大的力量。他想：“革命前辈为寻找真理前仆后继，我们为了实现祖国的四化，不努力学习能对得起谁？”
为了专心学习，有的学员说服了自己的女伴，推迟了婚期。有一位学员结婚后第二周，就背着背包来了。屈健民、柴素娥夫妇同进理论班，两人年龄都不小了，还是下决心在学习期间不要孩子。
这样的故事，在学员中可以听到许多。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没有。他们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崇高的信仰，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钱，贪图个人生活的安逸，就只能象一条没有脊梁的爬虫，永远不能直立起来。共产党员为了崇高的信仰乐于牺牲个人利益，否则还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先锋战士？
夜深了，北京市委党校一栋大楼依然灯光通明，一批年轻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攻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是有人说“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吗？请他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吧！他们是大有希望的新一代，正在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发向前。
本报记者 吴鸿业 宋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