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谈谈杨佩瑾的长篇小说创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
——谈谈杨佩瑾的长篇小说创作
李定坤
青年作家杨佩瑾同志，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剑》。这部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小说，发行在百万册以上，翻译成英、日等国文字，使他在文坛初获声誉。接着，他又出版了反映湘赣边区秋收暴动的长篇小说《霹雳》。最近，他又完成了第三部长篇——也就是《霹雳》的姐妹篇《旋风》的写作。杨佩瑾同志今年四十五岁，近七年内连续创作出三部长篇，共一百万字。在这之前他还写过两部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无疑，他是有才华的，但更为主要的是他谦虚、勤奋。如果一个作者能够经常地、勤奋地积累生活，他的创作源泉是不会枯竭的。这里我想简单地介绍他的几部长篇，探讨一下他所走过的创作道路。
文学作品应当给人以希望和力量。杨佩瑾一直在注意往这方面努力。他的处女作《银色闪电》这部中篇小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小说描写新战士姚文青如何成长为一个优秀无线电员的故事，是一部描写我军训练生活的好作品。一九五八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南昌铁道报》工作，之后又写出了中篇儿童小说《雁红岭下》。这是有一年在抗洪前线，他目睹铁道工人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铁路员工和公社农民在救灾中相互关心的雷锋精神，特别是在汹涌着洪水的铁路旁边，一伙孩子用小木筏来回摆渡旅客，那种勇敢、机灵的神情，使他深为感动，从而就构成他这部小说最初的几个人物。一九六四年这部中篇小说出版，以后又由长影拍成了故事片。
反映志愿军侦察员生活的长篇小说《剑》，通过梁寒光、周良才、金万钟等具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物形象，象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紧紧吸引着人们的心，给人以鼓舞力量。《剑》的现实意义，在于奋发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鼓舞人们向新的革命目标进军；对于某些在新长征途中“混革命”的人，也许还有自我反省的明镜价值。《霹雳》的现实意义也许更深刻些。它通过对革命老根据地的斗争生活的描绘，使人懂得：党并不是由“神人”组成的，它的机体本身也许并不十分纯，但从总体来讲，党是在前进，逐渐走向成熟。党在自己的斗争中，从来就是既有胜利，又有各种挫折、失利。在胜利时总能运用集体智慧，克服骄傲，巩固阵地，乘胜前进；同样，在困难时，党也能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错误，和衷共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夺取新的胜利。即使在失利时，党的旗帜仍是光辉灿烂的，这是由党是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本质所决定的。《旋风》选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客籍人民因世仇引起的械斗事例，描写党怎样教育土客籍人民消除仇恨，共同向制造仇恨的人作斗争。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的主题，结合现实斗争，寓以新的含义，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杨佩瑾的作品明显的特点是给人以向上的力量、革命必胜的信念和高尚情操的熏陶。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悲悲切切。文学园地里百花争艳，有的作者写伤痕，以照出阴暗，这当然需要，杨佩瑾把这些作者比做进军道路上的军医；而他自己却说愿做一名文工团员，用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正在前进的队伍增加点勇气和笑声。人们知道，勇气和笑声有时比药物更有力量，能帮助人恢复机体健康，战胜困难。
读者称赞杨佩瑾的作品富有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特色，这当然是对作者的一种鼓励，但我想，从杨佩瑾的几部长篇来看，他正在努力追求、探索，并力求能更好地在作品中体现这种特色。故事要“奇”，就是要极力避免平淡、一般化和雷同。独特的风格对作家至关重要。所以他在结构故事时，总是要力求做到故事的发展出人意外，矛盾的解决出奇制胜。《剑》这部小说就是这样的。同样，在《霹雳》中也运用了这种手法。结构上的
“巧”，就是要避免笨拙、松散，力求有头有尾，缜密巧妙。结构上的“巧”，是为了表现“奇”的故事的。有了“奇”的故事，如无“巧”的安排，就很难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当有了“奇”的故事之后，就要全力围绕着“奇”来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中的结构安排，这里需要的是作家构思时的“匠心”。
作者能够比较成功地塑造人物，是根据他所描写的时代和环境——也就是遵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原则进行的。《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梁寒光活动时间从始至终只有一星期。在这种典型环境下，作者不可能象《银色闪电》和《雁红岭下》中塑造青少年典型那样，描写人物的成长过程，让他们逐渐成熟，从克服自身矛盾中表现出他们的性格特点。而是在错综复杂、艰险曲折的斗争中，展现这个侦察英雄的性格：内心强烈的爱与憎，沉着的、不动声色的外表。他不是料事如神，指导他思索问题的不是天才，而是信念——对战友、对朝鲜同志的信任，对敌人本质的了解，对人民的热爱。《霹雳》中的朱子炎，他是生活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入党不久的工农义勇队总指挥，又处在党内陈独秀错误领导的非常时期。在这种典型环境下，作者一方面注重描写他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坚定，而且比较成熟、有办法；另一方面在党内斗争中，则表现他只凭一种直觉——即从斗争现实本身判断问题——他的判断是对的，但却又无法解释与何特派员之间，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因而，比较幼稚，显得焦躁、迷惑、苦恼。这也可以说是我党在幼年时期从挫折到逐步成熟的一个缩影。
杨佩瑾在写作《银色闪电》、《雁红岭下》和《剑》三作品时，它所反映的都是他经历过或基本经历过的生活。他当过通讯参谋，而且他本人曾是荣获“一级技术能手”称号的优秀报务员，对电台生活非常熟悉。写《雁红岭下》时，作者不仅是记者，而且还兼着南昌铁路小学的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所以对孩子们也熟悉。作者写作《剑》的基础也是雄厚的。他在朝鲜中部和西部前线，作为军部电台报务员，一度和侦察连住在一起，听侦察员讲故事，看他们抓回来的俘虏。出国那年他只有十六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天天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的感受。他在朝鲜老乡家里，向他们学习语言、风俗习惯，所以对朝鲜战争生活是熟悉的。读者称赞《霹雳》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确实也真正尝到了深入生活的甜头。虚心地向生活学习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认为“要象蜜蜂那样点点滴滴地采集生活的花粉。尤其是对自己不熟悉的生活，更要拜群众为师，勤奋地学习、积累，在生活面前来不得半点取巧，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蜜蜂”。这个体会是实在的。
杨佩瑾同志和我国绝大多数有才华的作家一样，正在党所指引的康庄大道上迈进。虽然，杨佩瑾同志在他的创作道路上也有过挫折和曲折，他的作品也有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只要他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的文学创作水平就会日益提高，一定能为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